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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澤克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的演說．中文譯稿
Posted on 12/10/2011 by horse11
source: http://horseof11.wordpress.com/2011/10/12/%E9%BD%8A%E6%BE%A4%E5%85%8B%E5%9C%A8%E3%80%8C%E4%BD%94%E9%A0%98%E8%8F%AF%E7%88%BE%E8%A1%97%E3%80%8D%E9%81%8B%E5%8B%95%E4%B8%AD%E7%9A%84%E6%BC%94%E8%AA%AA%EF%BC%8E%E4%B8%AD%E6%96%87%E8%AD%AF%E7%A8%BF/
<轉貼自﹕喬靖夫寫於 2011年10月11日 2:40>
(喬靖夫)花了少許時間翻譯這篇精采的演說。行文粗淺，歡迎任何朋友作修改，並請隨便轉載。
『（他們說）我們全是失敗者，其實真正的失敗者就在華爾街裡，他們要靠我們付出數以十億計的金錢救濟才能脫困；有人說我們是社會主義者，但其實這裡早就存在社會主義——是專為富人而設的社會主義；他們又說我們不尊重私有產權，但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裡，許多人辛勤工作買來的私有產業都被摧毀了，數量之巨，就算 我們這裡所有人日以繼夜去動手破壞，幾個星期也破壞不完；他們又告訴大家，我們這群人正在作夢，其實真正在作夢的，是那些以為現有的一切將會永遠持續下去 的人。我們不是在作夢，我們是在喚醒一個正在變成噩夢的夢想；我們沒有破壞任何東西，我們只是在目擊這個制度如何自我毀滅。大家都熟悉這段卡通片情節：那隻卡通貓走到懸崖邊上，還是繼續跑出去，沒理會下面已經空空如也，只有當牠向下看時，方才發現這個事實，然後就掉下去了。我們在這裡正是要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要告訴華爾街那些傢伙：「喂！看看下面！」
2011年4月，中國政府禁止了電視、電影和小說裡一切含有「另類現實」或描寫時間旅行的故事情節，這對中國來說是個好的徵兆：人們仍然夢想另有出路，因此政府才要出手禁制。在這裡我們就連禁制都不必要，因為統治體制連我們夢想 的能力也早就壓制下去了。看看我們常看的電影，我們很容易就想像出世界末日——比如一顆隕石掉下來殺死所有生命之類——可是我們卻很難想像資本主義的末 日。那麼我們正在這裡幹甚麼？讓我告訴大家共產時代一個精采的老笑話：有個傢伙從東德給派到西伯利亞工作，他知道自己的郵件都會被人監看，因此他告訴朋 友：「我們定一個暗號，假如我的信件用藍墨水寫，裡面說的都是真話；如果我用紅墨水，說的都是假話。」一個月後他的朋友收到他第一封信：「這兒一切都美 好，商店裡塞滿了好吃的食品，戲院播放著來自西方的好電影，住宅又大又豪華。唯一買不到的東西就是紅墨水。」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模式。我們擁有一切想要的自 由，但卻缺少了紅墨水：能夠清楚表達我們「非自由」的語言。我們被教會的那種談論自由的方式，例如「反恐戰爭」之類詞語，已經篡改了自由的意義。而你們正 在給大家送上紅色的墨水。
這次運動有一個危機：請大家不要自我感覺良好。不錯，我們在這裡很開心，但請你們記著：搞一個嘉 年華會很容易，真正重要的是在我們回到正常生活後那天。到時候是否有任何事情改變了？我不希望大家回憶這段日子的方式，就是「噢，我們那時候多年輕，那次 運動真美好……」之類。要牢記著我們最基本的信息：「我們可以思考其他的生活方式。」一個禁忌被打破了。我們並不是活在可能裡最好的世界。但在我們面前還 有一條漫長的道路，要面對一些真正困難的問題。我們知道自己不想要甚麼，可是我們想要甚麼？怎麼樣的社會組織能夠取代資本主義？我們希望擁有甚麼類型的新 領袖？記著：問題不在於腐敗和貪婪；問題在於一個把人推向腐敗的制度。不只要提防你的敵人，也要防範那些虛假的盟友，他們已經開始把這個運動淡化，就像製 造沒有咖啡因的咖啡、沒有酒精的啤酒、沒有脂肪的冰淇淋一樣。他們試圖把這次運動變成一次無害的道德抗議，一次「脫咖啡因」的抗議。然而我們來到這裡的原 因，正正就是受夠了這個偽善的世界：循環再造一堆可樂罐以捐兩塊錢做善事，又或者去星巴克買杯卡布奇諾咖啡，把一個巴仙捐贈給第三世界的飢餓兒童，就足以感覺良好。當我們把工作和酷刑都外判了，甚至連愛情生活都外判給婚姻介紹所之後……我們可以看見，在一段很長的日子裡，我們容許自己的政治參與也「外判」 了，假別人之手進行。現在我們要把這個權力取回來。
我們不是共產主義者——假如所指的是在1990年已經崩潰的那個共產主 義的話。別忘記今天的那些所謂共產主義者，只是一群最有效率、最不擇手段的資本主義者。今日存在於中國的是一個比美國的資本主義動力更強，卻又不需要民主 的資本主義制度。因此當你批評資本主義時，不要讓別人扣上「反民主」的帽子。民主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聯姻已經終結了。改變是可能的事情。
今天的人們相信有甚麼是可能做到的？看看媒體的報導。這邊廂，由科技到性慾，好像甚麼都有可能。你能夠去月球旅行，用生物基因科技達到長春不老，可以跟動物 做愛，諸如此類。但另一邊廂，一碰上社會經濟的範疇，幾乎一切都被視為不可能。你想加一點富裕階層的賦稅嗎？他們會告訴你不可能，我們將因此失去競爭力； 要把多些錢投入公共醫療保障嗎？他們會說：「不可能！這做法等於極權國家。」當人們得到允諾將要長春不老的同時，卻不允許花多一點錢在醫療保障上——這樣 的世界不是很有問題嗎？也許我們應該把事情的優先次序搞明白：我們不是要求「更高」的生活水準；我們要的是「更好」的生活水準！要說我們跟共產主義者有甚 麼唯一的相似之處，那就是我們關心普羅群眾：大自然裡的群眾；活在知識產權私有化底下的群眾；在生物基因科技下的群眾。我們應該為此而戰鬥，也只為此而戰 鬥。共產主義徹底失敗了，可是群眾面對的問題仍在。那些人告訴你，我們聚集在這兒的都不是真正的美國人。但我們要提醒那些自稱「真正」美國人的保守原教旨 主義人士：甚麼是基督精神？是聖靈。甚麼是聖靈？是一群信仰者組成的一個平均主義團體，他們以互愛的精神彼此連繫，並且只憑自由意志與義務責任心去實踐這 個理想。這麼看，聖靈現在其實就在這裡，而在華爾街那頭的銀行家，都是一群褻瀆偶像的崇拜者。因此我們需要的只是耐心。
我唯一害怕的，是我們有一天就此回家，然後每年在這兒聚聚頭，喝喝啤酒，懷緬我們在這裡曾經擁有過的美好時光。我們要向自己承諾不要變成那樣。大家都知道，人們總是渴望一些東西，卻又不是真的想爭取它。不要害怕爭取你渴望的東西。多謝各位！』
影片：
01
http://youtu.be/eu9BWlcRwPQ
02
http://youtu.be/7UpmUly9I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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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良心‧哈維爾
source: http://invitroisland.blogspot.com/2011/12/blog-post_18.html
(天鵝絨革命前捷克連串示威抗爭)
一
我年幼時曾經在鄉村住過一段時間。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當年的一種經驗：我沿著穿過田野的小路到附近的學校上學，一路上瞥見出現在遠方地平線上的巨大煙囪，從那裏釋放的滾滾濃煙播散於天空，那十有八九是為生產軍需而倉促建成的工廠。此時，我便有一種強烈的感覺，感到有什麼地方十分不對頭，感到人們在污染天空。我不知道當時是否有生態學這樣一種科學， 即使有， 我對此也毫不知情。但對於“污染天空”這種事情令我本能反感。在我看來，人們這樣做是對某些東西犯罪，他們破壞了某些重要的東西，任意地攪亂自然秩序，這樣的舉動不能不受到懲罰。當然，我的厭惡主要是審美意義上的；當時我並不知道這種有害的的釋放終有一天會破壞森林、滅絕野生動物和危及人們的健康。
假如一個中世紀的人外出狩獵，他突然發現地平線上有像大煙囪般的東西。他或許以為這是魔鬼所為，或許會跪下來祈禱，請求上帝保佑他和他的家族平安無事。
'Havel to the Castle', Joska Skalník (designer) Miloš Fikejz (photographer),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究竟什麼是中世紀的農夫的世界和小男孩的世界之間共同點呢？我想是一些根本的東西。小男孩和農夫比大多數現代成年人都更為熱切地植根於哲學家們所說的“本來的世界”（the natural world） 或“生活的世界”（lebenswelt）。他們還沒有從其真實的個人經驗中異化出來，這樣一個世界有它的早晨和夜晚，有它的下方（大地）和上方（天空）；太陽每天從東方升起，穿行於天空，然後在西邊落山；在那裏這樣一些概念諸如“在家中”與“在他鄉”、善與惡、美與醜、近與遠、責任與權利，仍然有著活生生的和一望即知的含義。小男孩和農夫們仍然植根於這樣一個世界，這個世界知道區分什麼是為我們熟悉親近，並合情合理地作為關注物件的東西，而另外一些東西在它們之外，因其神秘性而使得我們應該對此謙卑地彎下腰來。我們的“我”從一開始就信任這個世界，視之理所當然；這是我們生動活潑的經驗的世界，一個還沒有變成冷漠的世界，所有我們的愛、恨、尊敬、輕蔑、傳統、利益和使得文化得以產生的未經反省的豐富的含義等，都與之密切相關。這是使得我們的歡樂和痛苦不可取代、不可出讓、不可塗抹的領域，於其中、並通過它和為了它，我們因而得以發問，產生個人的責任感。
在這個世界中，諸如正義、誠實、叛逆、友誼、背信、勇氣或同情這樣一些概念，有著和實際的人們及實際生活的重要性相聯繫的全部切實的內容。在這個世界的底部所蘊含的價值，甚至在我們的去談論、關照和探索它們之前，便早已存在並一如既往地存在著。這樣一個世界將它的內在統一性歸因於某種“前思辯”的假設，假設世間萬事萬物之所以得以運行，是因為存在著超出人們視野的地平線之外的東西，存在超出或淩駕於我們的理解和把握之上的東西，同時也正是這個東西，它賦予這個世界以堅實的基礎，帶來了秩序和尺度，並成為世間所有法則的習俗、戒規、禁令、標準的隱秘來源。
“本來的世界”，出於其自身的存在，內在地擁有某種絕對的前提——這個絕對安置、界定、激勵和引導萬事萬物的，沒有它便是難以想像的，對此我們也只能默默地加以尊敬，任何試圖摒棄絕對、試圖控制它、用別的東西去取代它，在“本來的世界”這個框架中，都顯得狂妄自大，為這種狂妄自大的人類必須付出沉重的代價，像唐璜和浮士德一樣。
就我個人而言，污染天空的煙囪並非僅僅是不去顧及“生態因素”的一種令人遺憾的景觀，如果是那樣，人們可以通過加裝合適的篩檢程式便可糾正過來。對我來說比這更進一步的是，它象徵著一個時代，這個時代試圖越過“本來的世界”的界限及某種規定，將其弄成僅僅私人的興趣，主觀愛好，僅僅是個別人的幻想偏見及異想天開。它象徵著一個紀元，這個紀元將個人陷入失去聯繫的隔絕狀態，包括與神秘的東西及絕對之間的聯繫，取消作為這個世界之尺度的個人經驗到的絕對，而代之以一種新的、人造的、既不神秘也缺少主觀“奇想”的非個人、非人類的東西，它被稱之為客觀的絕對，即對於世界的科學模式的客觀和理性的認同。
現代科學，以其所建立的關於世界普遍有效的形象，衝垮了“本來的世界”的種種界限，將這個世界僅僅視為偏見的牢獄，而我們則必定要衝破這個牢籠去追求客觀的經過證實的真理之光，對它來說“本來的世界”無異於我們落後的祖先遺留下來的不幸殘餘，是他們幼稚、不成熟的幻想。用這種眼光來看，它視我們“本來的世界”中甚至是最內在的基石僅僅為虛構而加以抹殺，它殺死了上帝放上一個真空的王位，從此將科學作為唯一合法的監護人和仲裁人，把存在的秩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說到底，只有科學能淩駕於所有個人的主觀真理之上，並代之以一種居於高位的、超主觀、超個人的真理，它完全是客觀和普遍的。
儘管現代理性主義和現代科學這樣的東西，像所有人類作品一樣，也在我們的“本來的世界” 中發展出來，但現在它們卻系統地背棄了這個本來的世界，否定它，誹謗它——當然，同時仍在開掘它。一個現代人，其“本來的世界”已被科學和技術徹底征服，只是在當嗆人的氣味彌漫於他的房間，才會對煙囪冒煙發出抗議。而即使這樣，他也不會發出形而上的抗議，因為他知道擁有該煙囪的工廠生產著他所需要的東西。作為一個技術時代的人，他可以考慮僅僅在技術的限度之內作些補救，比如說在煙囪上安一個淨化裝置。
請勿誤會，我並不是提倡人們取消煙囪，禁止科學或籠統地返回中世紀。何況，絕非偶然的，現代科學某些最深奧的發現表明，客觀性的神話有著極大的爭議性，經過一個奇怪迂迴之路，重新將我們帶回到人類主體和他的世界。我無非是希望在最一般和最普通地被接受的輪廓之內，考慮現代文明的精神框架和它今日危機的根源。並且儘管反省將首先從政治開始而不是生態方面的，但也許我更寧願以一個生態方面的例子來闡明我的出發點。
許多世紀以來，歐洲農業的基本組成是家庭農場。在捷克文中，用來表達它是一個更古老的詞—— “grunt”，這個詞具有其詞源學上的意義。 它來自德文“Grund”，實際意味著土地或基礎，而在捷克文中，具有了一個特殊的語義學上的色彩。作為 “基礎”一詞的口語同義詞，它指出了土地的“根基性”，它的不容置疑的、傳統的和“前思辯”的那種既有的確鑿和可信。當然，家庭農場也是各種各樣的難以平息的社會衝突的根源，即使這樣，我們仍然不可否認：家庭農場適得其所，受到世代農民的檢驗，並為他們的工作成果所體認。同時，在家庭農場所屬的全部事物數量上和種類上都達到了最佳平衡：田野、牧草、邊界、森林、牲口、家畜、水、路等等。許多世紀以來，沒有農民把它當做系統研究的課題，然而，它卻構成了一個通常說來令人滿意的經濟的生態系統，於其中每件事物都和其他事物有著千絲萬縷的有意義的聯繫，以此保證了農場的穩定性和農民收成的穩定。不同於今天的“大型農場”，傳統的家庭農場是生機勃勃和自給自足的。儘管它也受制於常見的自然災害，但這不是它的過錯——惡劣的天氣、牲畜瘟疫、戰爭和其他巨大災難是在農民的力所能及之外。
當然，現代化和社會科學擁有改善農業、提高產量、減少勞動強度、消滅最惡劣的社會不平等的上千種途徑，但是，要實現這些，包括現代化，要在一種相當的謙卑引導之下才有可能，得知道尊重自然秩序的神秘性和從中產生的適度性，這種適度內在於個人經驗和責任中的 “本來的世界”。現代化不應該由服務於“科學世界觀”的新型農學家或官僚所代表和推行那種非個人的客觀科學，實際上是一種妄自尊大、驕橫、不可一世的粗暴侵犯。
然而，這正是發生在我們國家的情況：我們稱之為“集體化”。30年前，它像一陣旋風一樣席捲了捷克斯洛伐克，遍及每一個角落。作為其後果，一方面，是成千上萬的生命在監獄裏遭受蹂躪，他們被奉獻於更加光明的明天所提供的科學烏托邦的祭壇上。另一方面，是社會衝突和勞動強度的減少減輕，農業產量大幅度提高。這還不是我要提及它的原因。我的理由在於，當旋風把家庭農場從地球表面掃蕩殆盡之後的30年，科學家驚訝地發現即使是一個識字不多的農民也早已知道的事情：人類每一次激進地、一勞永逸地和毫不留情地企圖取消曾經謙卑地尊敬的“本來的世界”的界限，取消謹慎的個人知識，都將付出沉重的代價。他們還將會為試圖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嘲弄其神秘性付出代價；同樣也為取消上帝和以上帝自居而付出代價。事實上這些已經發生了。隨著村籬和森林被砍伐，野鳥絕跡，農作物便失去了抵抗害蟲的天然屏障。大量統一管理的農田每天無可避免地流失數百萬立方公尺的表層土壤，而它們是經歷了數世紀才積聚而成；化肥和農藥已經災難性地污染了所有的蔬菜產品、土地及水。重型機器經年不息地壓在土壤上面，令其空氣不能流通導致貧瘠；巨型乳牛場的母牛因患神經機能症不能產奶，同時農業甚至更多地從工業那裏吮吸機器製造、人工肥料，在一個地區分工專業化時代增加運輸費用等等。簡言之，情況可怕而沒有人知道未來數十年內將會有著怎樣令人震驚的變化。
這是一個悖論：在科學技術的年代人們相信自己可能改變生活，因為他們能夠掌握和探索自然的複雜性及其運作規律。但到最後，這些規律顯然悲劇性地揭示了人們的失誤，並使人們受挫。人們認為他們能解釋和征服自然；但結果卻摧毀了它，剝奪了自己繼承自然的權利。“脫離自然”是一種怎樣的前景呢？歸根結底，科學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人類身體不過是數百萬有機微體繁忙的互相工作和影響，它們一道構成了覆蓋於我們地球的那個巨大的、令人難以置信的“生物圈”。
這不是科學本身的錯，而是科學時代人們狂妄自大的錯，明明不是上帝的人偏要去扮演上帝的角色而導致殘酷後果。人們取消了他們所擁有的所有聯繫的絕對地平線，否定了他生活著的世界中他個人的“前客觀”的經驗，同時把個人經驗和良心放逐到浴室，彷彿那純粹是個人私事。人們視他的責任為一種“主觀幻覺”，而代之以現在已證明是所有的幻覺中最危險的那種：剝奪了所有具體人類生活內容的有關客觀性的杜撰，一種所謂的對於宇宙的理性的理解，一種假設的“歷史必然性”的抽象圖式。所有這些幻想的極致是，人們可以構想一個可以精確地計算出來並在技術上可以實現的“普遍的福利社會”，僅僅需要試驗機構和工業及官僚主義的工廠便可以將其轉變為現實。數以百萬的人們被奉獻於這個幻覺之前，大多數人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除非他偶然置身於這個鐵欄之外，並被猛然扔回他的“本來的世界”。歸根結底，這種想像中的移情現象，應該歸結於被取消的個人所產生的偏見，這樣的個人不得不從屬於科學、客觀性、歷史必然性、技術、制度和政黨組織，以及所有這些非個人的東西，它們當然不會出錯。它們是抽象的、無人身的、功利主義的，因而甚至是天生“無辜”的。
至於未來，如果說永恆的前景還沒有徹底被驅逐到童話世界，但卻被鎖進浴室，那麼，還有誰作為個人去關心它，甚至為它擔憂？如果一個當代的科學家慮及兩百年後將要發生的情況時，基本上是以一個冷漠的旁觀者，他不可能去關心當下他所研究的有關跳蚤的問題新陳代謝、脈衝的放射信號或地球的天然氣儲存將來會怎樣。而一個現代政治家呢？他絕對沒有理由要關心這些，尤其是這會影響到他在競爭中的機會，只要他生活在一個有競選的國家。
二
捷克哲學家瓦茨拉夫‧別洛赫拉德斯基曾令人信服的發展出這樣的思想：建立在抽象理性和非個人的客觀性假設上的現代科學理性主義精神，不僅有其自然科學方面的奠基人伽利略，而且有著其政治學方面的奠基人——馬基維利，他首次把政治理論表述為有關權力的技術理論（儘管帶些惡意諷刺的口吻）。雖然有著全部歷史錯綜複雜性，我們仍然可以說，現代國家和現代政治權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這裏，一旦人類理性從人類個體、他的個人經驗、個人責任感中分離出來，他也就背棄了“本來的世界”的框架，背棄了與之相聯的具體的責任感，背棄了他的絕對地平線。正像現代科學愛將作為生活在經驗世界中的個體——實際的人類個體拋置於腦後一樣，現代國家和現代政治更是如此。
可以肯定，權力變成匿名的和非個人化的過程，減縮至僅僅是一種操縱技術的過程，有著1000種面具、變種和表現形式。有時它是隱蔽的、難以察覺的；有時它是完全公開的；有時它是微妙曲折的；有時卻又是殘忍而直接。然而，總的來說，這是一種普遍趨勢。它是所有現代文明基本特徵，產生於現代文明的精神結構，並盤根錯節地紮根於這個精神結構，包括其技術本質、大眾品格和消費趨向。
統治者和領袖，在他們擁有的權力中曾經有過個人面貌和個人品質，在某種程度上也曾為其自身的善或惡的行為負起責任，不管他們是建立在世襲傳統、還是人民的意志或戰爭勝利及陰謀詭計的基礎之上。但是現在，他們被經理、官僚、黨政幹部 （專業的統治者、操縱者） 和種種擅長管理、操縱和惑人技巧的專家所取代，他們被安置於各種功能性的非個人化交叉點上，作為國家機器的一枚螺絲扮演著被指派的角色。這個專業的統治者是“無辜”的匿名權力的“無辜”工具，其合法性來自科學、控制論、意識形態、法律、抽象性和客觀性，總之，來自對於作為個人和鄰人的責任以外的東西。
一個現代政治家沒有任何東西可保留，在他明智的面具和審慎的詞令背後，那種植根於“本來的世界”之內一個人的愛、激情、興趣、個人看法、恨、勇氣和憤怒等，一點痕跡都沒有，他也將所有的這些東西鎖進他的私人浴室。如果我們還在這張面具後面瞥見了什麼，那只能是一個勝任或不勝任的權力技術員。制度、意識形態和黨政機構剝奪了人們的良心、常識和自然的談話及實際的人性內容，這對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一樣的。國家甚至越來越像一部機器，人民被轉化成統計學意義上的投票人、生產者、消費者、病人、旅遊者和士兵。
在政治裏，“本來的世界”中好與壞的概念因而變成了已逝年代的古老殘餘，失去了全部絕對的意義；政治上唯一的方法是可以量化的成績。權力成了“先驗的”和“無辜”的，因為它並不從一個“有罪”和“無辜”仍然有其意義的世界中生長出來。
這種非個人化的權力在極權主義制度中獲得了最徹底的表達。像別洛赫拉德斯基指出的，非個人化的權力及其對人類良心、人類語言的成功征服與一種歐洲之外傳統即有關帝國的“宇宙性”概念聯繫在一起 （認同帝國，將其當作世界的唯一中心，而人類不過是其財產） 。但是正如極權主義制度清楚表明的，這並非意味著現代非個人化的權力是一件歐洲以外的事情。事實剛好相反：恰恰歐洲和西歐，提供了和強加於這個世界的已經變成這種權力基礎的這樣一些東西：自然科學、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工業革命和類似於這種革命的那種幻想的抽象性，通過將“本來的世界”趕到浴室而代之以對消費、原子彈、一些主義的崇拜。也正是歐洲——民主的西歐，今日正面對著這種矛盾的輸出而感到困惑。對它從前輸出現在又回溯的擴張主義是抵制還是認可，這種當代的兩難處境說明了這一點。由來自歐洲的精神和技術潛能所製造的相似的和更好的火箭正瞄準著歐洲，那麼歐洲是否付出以被迫參與這樣完全不道德遊戲的代價，來表明其要捍衛已失去的價值的決心？抑或歐洲應該退讓，從而顯示出對於地球命運的責任感，並通過這種責任感的神奇力量，來影響這個世界其餘部分？就西歐和極權主義的關係而言，我想，最大的失誤莫過於誤解了到底什麼是極權主義——它是全部現代文明的凸透鏡，是需要對這種文明應當如何理解自己的全球性的一聲尖銳的、也許是最後的呼喚。
如果我們加以忽視，歐洲文明將不會致力於任何實質性的改變。在歐洲自身的理性主義傳統中，它很可能視極權主義制度為一種地域性的試圖建立普遍福利社會的奇特做法，視其為某種邪惡的人擁有的擴張主義的傾向。或者，在同樣的理性主義傳統中，這回是在馬基維利將政治視作權力技術的概念中，人們可能視極權主義制度純粹是來自擴張主義鄰國的一種外部威脅，可以通過適當的示威，便可以將其趕至可以接受的界限之內，毋需作其他深思。
持第一種看法的人是能和濃煙滾滾的煙囪和解的人，因為儘管那兒又髒又難聞，但它最終服務於一個美好的目的，是為了生產大量的必需物質。持第二種看法的人是那種認為這不過是一個工藝方面的缺陷，只需在工藝學的範圍便可以消除，如裝上一個篩檢程式之類的淨化裝置。然而現實情形呢，我相信將不幸地更加嚴重。污染天空的煙囪不僅僅是可以修補的技術上的失誤，或為更加美好的消費主義明天所付出的代價，而是一種文明的象徵，這種文明拋棄了絕對，無視“本來的世界”，蔑視其命令。並且，極權主義所提出的警告遠比西方理性主義願意接受的要嚴重得多。
最重要的，它們是理性主義不可避免的後果的凸透鏡，是理性主義自身深層趨向得到奇特誇張之後的意象，是理性主義自身膨脹的不祥產物。它們是對理性主義自身危機的深刻而富有啟示的反映。極權主義制度並不僅僅是危險的鄰國，也不是某種世界進步的先驅；恰恰相反，它們是這個文明全球性危機的“先驅”，這種危機先是歐洲的，然後是歐美的，最後是全球的。它們是西方世界的未來科學研究一個可能的話題，這並不是說有朝一日這些東西將要侵襲和征服全世界，比這更為深刻人意義在於——它們鮮明地勾勒出的別洛赫拉德斯基 “非個人化的末世學”的後果。
這是一種膨脹了的、匿名性的官僚主義的權力的全面統治，不僅是不負責任的並且早已在全部良心之外運行，建立在一種因為與真實相脫節所以能使任何東西合理化的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虛構上面。這種權力作為操縱、壓迫、製造恐懼的全面壟斷而存在，它壟斷性地制定思想道德、個人生活，進而將它們非人性化；這種權力很久以來只是和少數專橫的統治者相關，而毋寧說攫取和吞噬了每一個人，因而將所有的人都結合到其中去，至少通過他的沉默。沒有人真正擁有這種權力，因為這種權力擁有每個人，它是一頭怪獸。不但不受人們的指引，而是拖曳著每個人，沿著其“客觀的”自身勢頭——所謂“客觀”意味著它脫離了全部人類尺度、包括人類理性，因而成為徹底的非理性——奔向一個可怕的、未知的將來。
我想重申：極權主義是對當代文明的一個巨大的提醒。也許某些地方一些身居要位的人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將這種制度從地球表面剷除，然後便萬事大吉。但這無異於一個相貌醜陋的女子通過打碎鏡子來擺脫她的窘境一樣。這樣一種“最終解決”是非個人化的理性最典型的夢想之一，正像“最終解決”這個詞鮮明地提醒我們的那樣，它可能將夢想轉變為現實，也因此把現實轉變為噩夢。它不僅解決不了當今世界的危機，只要最終還有人活著，便只能反過來加深這種危機。它只能給這個已是沉重負擔的文明進一步增添數百萬人的死亡，卻不能阻止走向極權主義的基本趨勢，反而加速了它的步伐。它將是一場代價昂貴的勝利，因為其勝利者來自於這樣一個矛盾：他們不可避免地要模仿其戰敗的敵手，其程度超出了今天的人們所願意接受和能夠想像的。
這只是一個小例子：想像在國家、民主、進步和軍事紀律的名義下，西方世界要建造一座多麼巨大的古拉格群島，才能將所有的那些拒絕參加這種行動的人拘禁起來，而不管這樣做是出於無心、原則、恐懼還是邪念！沒有一種邪惡可以通過掩蓋它的表面得以消除。我們需要進入原因本身進行探討。
三
我常有機會和訪問我們國家的西方知識份子談話，他們的日程表上包括訪問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有人這樣做是出於真正的關懷，或希望理解和表達支持，也有人純粹出於好奇。在哥德式和巴洛克式的紀念館之外，持有不同政見者顯然是這個沉悶單調的環境中唯一令人感興趣的事情。這些談話通常是頗有啟發的，我從中學習和理解了不少東西。問題通常是這樣一些：你們人數這麼少？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力，你覺得真可以改變事情嗎：你是反對社會主義呢還是僅僅想改進它？你是否譴責在西歐部署潘興Ⅱ導彈和巡航彈？我們能為你們做什麼？你目前所做的全部只能為你帶來迫害和牢獄之災，又沒有什麼明顯的效果，那麼驅使你這樣做的動力是什麼？你想要在你們國家看到資本主義復辟嗎？提出這些問題有著良好的動機，出於渴望理解的願望顯示了發問者本人關心這個世界的現在和將來。
但我仍要說，再三向我提出的這些或類似的問題表明了西方知識份子如何完全不理解——從某些方面來說，是不可能理解——這兒所發生的事情，究竟我們這些被稱之為“持不同政見者”是受什麼驅動？並且最重要的，我們的所做所為最終說明了什麼？例如這樣的問題：“我們能為你們做些什麼？”當然，可以是很多。這個世界上有自由思想的人們越多地支持、關心我們，和我們團結一致，那麼我們被抓起來的危險越小，我們的聲音不至成為荒野中的呼叫的希望就越大。但是，在這個問題的深處存在著內在的誤解。說到底，這不是一個幫助我們這些少數“持有不同政見者”至少暫時不致入獄的問題。甚至也不是幫助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讓人們生活得好一些，更加自由一些。
這兒的人首先而且最需要的是自己幫助自己。我們曾經太多地等待別人的幫助，太多地依賴這種幫助，同時也導致更多的災難：不是在最後一刻撤走答應的援助，就是轉向人們期待的對立面。在最深刻的意義上，還有某些東西更為生死攸關——救助我們全體，不管是我本人還是來訪的我的對話者。難道事情不是和我們所有的人都相關？難道我們的黯淡前景，我的希望，反過來說不也是他們的黯淡前景和希望？而我的被捕不正是對於他們的一擊？他們所受的蒙蔽不也是對我的一擊？對布拉格人的鎮壓不也是對全體人類成員的一個鎮壓行為？如果對這裏正在發生的事情無動於衷甚至抱有幻想，那麼不也是替其他的地方發生悲慘的事情作準備？ 他們的受難不正是我們受難的先決條件？關鍵並非是某些捷克持不同政見者需要幫助，而是作為這個地區的人需要幫助。
我可以最好地幫助自己擺脫煩擾只要不再做一名“持不同政見者”。關鍵是持不同政見者徒勞的努力和他的命運告訴了人們什麼，關於環境、命運、機遇和這個世界的問題，他們的行動證實了什麼？他們擁有哪些方面或者也可能成為其他人思想養料的東西？他們以何種方式解釋自己的命運並且使之成為與我們共用命運？究竟是以什麼樣的形式，他們成為前來訪問的人們的一個警告、挑戰、危險和教訓？
還有關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問題！我得承認這個問題給我一種上個世紀深處的感覺。對我來說，這些完全是意識形態和在語義上含混不清的概念，早已變味了。問題完全不在於此，它更為深刻並和我們每個人有關：我們是否不管以何種途徑恢復“本來的世界”以此作為真正的政治的領域？是否重建人類成員的個體經驗，當作評判事物的首要尺度？是否將道德置於政治之上、將責任置於欲望之上、使得人類的社會富有意義及人類的語言重新獲得內容？是否將自發的、完整的、有尊嚴的人類個體 “我”，重新放回到所有社會活動關注的焦點？是否要對我自己負責，因為我們存在和某種更高的東西相聯繫？是否為生命給出一個意義，能夠犧牲某些東西，在極端的情況犧牲一切，個人平庸的或富裕的生活，即揚‧巴托契卡所說的“日常規則”？
在這場反對非個人化的權力擴張的樸素但卻是全球性的嚴峻鬥爭中，是面對一個西方的經理還是一個東方的官僚，只是偶然的地點上的區別，它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們可以保衛自己的人性，也許還存在一線希望——我們也許將找到某些更有意義的途徑，在我們的自然要求和分享參與經濟決策之間，以及有尊嚴的社會形象之間造成一種平衡，並賦予全部行之有效的推動力，在真正的市場交易中實現富有人性的冒險精神。然而，一旦我們不能捍衛我們的人性，任何旨在改善經濟運作的技術或組織化的策略都不能拯救我們，就像在工廠煙囪上安裝淨化裝置不能阻止普遍的非人性化的趨勢一樣。
歸根結底，一種制度朝著什麼目標運作，比它如何運作要來得重要。而那種服務於全面毀滅的運作不也可以是甚為順暢的嗎？我這樣說是因為，從命運分配給我的眼光來看世界，我不可能避免這樣的印象：不少西方世界的人們對我們時代真正面臨的真正危機知之甚少。
例如，我們只要瞥一眼當今西方知識份子搖擺于其間的兩種基本不同的政治，顯而易見，它們不過是玩弄同一種遊戲的兩種不同的方式，即由匿名的權力所操縱。因此，它們不過是朝著同樣的全球化極權主義邁進的兩條道路而已。
玩弄匿名理性遊戲的一種形式是繼續戲弄事物的神秘性——“扮演上帝”——進一步發明和部署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當然，所有這些開始都被說成意在“保衛民主”，而實際上民主卻被貶為“不切實際幻想”，這在我們所處的歐洲的這塊土地上，早已經變得如此。而這種匿名遊戲的另一種形式謂之曰“為和平而鬥爭”，這股誘人的旋風將許多善良忠實的人們捲入其中。當然，它並不總是需要如此。我經常有這樣的印象，這股旋風是同一個製造表面的、無孔不入的非個性化權力設計和調度的，它作為一種更為詩意的手段征服人類良心。
請注意，我頭腦中的非個人化的權力是作為一種原則，一種全球化的現象，並非僅僅指莫斯科——說實話，莫斯科還沒有組織如此廣泛的當代和平運動這樣的能力。然而，在這個極權主義和意識形態的世界裏，要使得一個誠實的、有自由思想的人（威脅所有匿名權力的主要對手） 變得無用，還有比給他提供盡可能簡單的主題、伴隨著全部擁有表面上的崇高目標更好的辦法嗎？你能想像有什麼事情比“一場反對戰爭的鬥爭”更能有效使人頭腦發熱嗎？——先是受其迷惑，然後加以佔領、最終喪失所有的批判力量。還有什麼比這更聰明的欺騙人的辦法，讓他們相信這樣的幻覺即如果他們干預部署武器 （它們總得在什麼地方部署） 他們就能阻止戰爭？很難令人想像人類精神通往極權主義的更為簡單的途徑。如果武器總要部署這一點越來越顯而易見的話，那麼，頭腦中完全認同阻止這種部署的人就會變得激進，越狂熱，最終從其本來目標中異化出來。
因此，被最高貴的動機所驅使的人發現，在其旅途的終點，完全匿名化的權力需要他這麼做：在極權主義思想的巢穴中，他不再是他自身，為了另外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他放棄了他的理性和良心。只要服務於這樣的目標，我們將這幻想稱之為“人類幸福”、“社會主義”或“和平”都無關緊要。
當然，從防禦的立場和西方世界的利益來看，有人宣稱“赤化總比死要好”的確不是太妙，但是，從全球化的、非個人化權力的眼光，即從它君臨一切和代表了一種真正的惡魔般誘惑的眼光來看，沒有比這樣更好的了。這口號毫無疑問地表明說這番話的人已經放棄了他的人性。因為他已經放棄了某種能力，放棄了以個人的方式承擔某種超越他本人之上的東西，甚至為這種給生命提供意義的東西獻出自己生命。
巴托契卡曾經寫道，一個人若不願獻身於令他的生命具有意義的東西，那麼他便不值得活著。正是在如此放棄意義和如此一種“和平”的世界上，在“日常規則”之下，戰爭最容易發生。在這樣的世界裏，不存在由最高的犧牲勇氣來保障的道德屏障來進行抵制。那種非理性地“保衛我們的利益”的大門充分敞開著。知道自己為什麼去死的英雄的缺席，是通向人像牲畜一樣被屠殺的堆積如山的屍體的第一步。“赤化比死要好”這個口號作為向蘇聯投降的表達並沒有十分激怒我，但是作為西方人放棄任何有意義的生活的要求和接受非個人化權力的表達卻十分令我震驚。這句口號實際說的是沒有任何東西值得一個人為之獻出生命。然而，若不存在最高犧牲的水平線，所有的犧牲就變得沒有意義，因此沒有任何東西有任何價值，沒有任何東西有任何意義，結果是一種徹頭徹尾否定我們人性的哲學。對蘇聯極權主義制度而言，這種哲學只是提供稍許政治上的幫助，而對西方極權主義而言，這種哲學直接和原發性地構成了其本身。
簡言之， 我不能克服這樣的印象。西方文化對它自身的威脅，遠遠超過SS-20導彈。當一個法國極左派學生帶著懇切的目光對我說，古拉格群島是為社會主義理想所納的稅以及索爾仁琴不過是一個心懷怨恨的人時，他將我投入深深的憂慮之中。歐洲真的不能從自己的歷史中學到什麼嗎？那個熱切的年青人是否能夠明白——即使是最誘人的“普遍幸福”的計畫要求一個人非自願地去死，即不是為了獲得生命的意義自覺地去死，便證明了它是反人性的？是否只有到了發現自己也被禁閉在靠近圖盧茲的某個蘇式監獄裏，他才明白點什麼？我們世界的新語言是否如此滲透到本來的人類語言之中，及至如此基本的經驗也使得人們之間無法溝通？
四
在提出了全部這些尖銳的批評之後，我想人們希望我談談在當代世界的政治難題面前，我認為什麼是西方人富有意義的選擇。正如我一直表明的，對我來說我們所有的人，東方和西方的，都面臨著一個基本的使命，與它相比，其餘都是從屬性質的。這項使命是抵制匿名的、非個人化的、非人性的權力，抵制這種非理性的趨勢，它以種種意識形態的、制度的、黨政機關的、官僚主義的、偽飾的語言及政治口號的方式出現。這項使命需要我們保持高度警惕、深思熟慮並全神貫注，在每個步驟和每個地方都全身心地投入。我們必須抵制它的複雜性和全面異化的壓力，不管它採取消費、廣告、鎮壓、技術，還是陳詞濫調的形式，所有這些東西都是狂熱主義的親兄弟，是極權主義思想的溫床。我們必須從我們“本來的世界”汲取尺度，重新確認它的被否認的真實性，而不怕被嘲笑。我們必須以智慧的謙卑之心，尊重“本來的世界”界限，尊重其背後的神秘性，承認顯然有超出我們能力之外的存在的秩序中的某種東西。我們必須和我們存在的絕對地平線保持聯繫，只要我們願意，我們將會不斷地去發現和體驗這種聯繫。我們的所有行動、所有個人的和未經意識形態審查的生活經驗，都要以價值和責任為出發點。我們必須相信我們良心的聲音更甚於所有抽象的推論，不去發明良心的呼喚之外的其他責任。我們不必為我們能去愛、擁有友誼、團結、同情心和寬恕而感到羞恥，恰恰相反，我們必須將我們人性中的基本尺度從被放逐的“私人性”中解放出來，將以此作為有意義的人類社會唯一真正的起點。我們必須受我們自身理性的引導，在任何條件下將為真理服務作為我們自己的基本經驗。
我知道所有這些聽起來非常籠統、模糊和不現實，但是我向你們保證，所有這些看上去樸素的字句來源於非常具體難得的與世界的經驗，請允許我說，我知道自己正在說什麼。非個人化的權力的先鋒隊拽著世界在它的非理性的道路上向前，沿途儘是被蹂躪的自然和火箭發射台，它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極權主義政權。無論是忽視、原諒、屈服和接受它們的遊戲方式，從而將我們變為它們，都是不應該的。我確信我們可以最好地面對它們，可以不帶偏見地去研究它們，與之徹底劃清界限，並以不同於以往的方式和這種邪惡作持續的鬥爭，這種邪惡除了表現為大量的顯而易見的方面，還居留於所有地方甚至我們內部。構成對這種邪惡最大的威脅不是把火箭對準這個或那個國家，而是在當代人的心靈結構中否認和剷除它的存在：人回到自身並承擔起對世界的責任，重新理解人的權利；堅持不懈地抵制宣稱其超越善惡之外的非個人化權力每種形態，不管它如何偽裝狡詐，甚至頂著反對極權主義制度的名義。
最好的抵制極權主義的做法是將它從我們自己靈魂中、我們周圍的環境中、我們的大地上徹底地驅逐出去，從當代人性中徹底地驅逐出去。對全部極權主義制度下受害者最好的幫助是正視之所以構成極權主義制度的那種邪惡，極權主義正是從中汲取力量，它的“先鋒隊”正是由此培育，如果沒有這種先鋒隊，沒有由此發展出來的最狂熱的萌芽，極權主義制度便失去了基礎。重新強調人的責任是對付一切不負責任的最天然的屏障。假如發達國家的智慧和技術潛力能真正負責任地得到傳播，而不僅僅是在一種純利潤的自私利益的壓力下進行，我們便能阻止不負責任地將其轉化為殺傷性武器。著眼於事情的原因肯定比僅僅是在對結果做出唯一可能的反應要有意義得多。否則，其結果將是用同樣不道德的手段作出唯一可能的反應。而遵循這條路線，意味著在這個世界上繼續散佈不負責的邪惡，因此正好是產生滋生極權主義毒素。
我贊同“反政治的政治”這種提法，也就是說，政治不再是權力的伎倆和操縱，不再是高於人們的控制或互相利用的藝術，而是一個人尋找和獲得有意義的生活的道路，是保護人們和服務於人們的途徑。我贊同政治作為對人類同胞真正富有人性的關懷。我能想像得到，這樣一條道路在這個世界上是十分難以實現的，運用於正常生活也極為困難。但是，我看不到別的選擇。
五
當受審和服刑時，我直接感受到國際援助的重要和有益的力量。我永遠會感激那些聲援。然而，我不認為我們這些在自身的環境中尋求和表明真理的人，只能處於呼籲和接受幫助的不平衡的位置上，而不能向來自援助的方向上送去幫助。
我相信在“蘇聯陣營”中稱之為“持有不同政見者”是一種特殊的現代經驗，是一種在非人性的權力堡壘下的生活經驗。正因為如此，“持有不同政見者”有機會甚至有責任去反省這種經驗，做它的見證並將其傳達給有幸沒有這種經歷的人們。因此我們有機會以某些方式去幫助那些幫助過我們的人，在我們深刻的共同利益和人類利益的意義去幫助它們。
這些基本經驗之一為：我稱之為“反政治的政治”是可能的，並且可以是有效的，儘管本質上它無法事先計算出其效果，肯定和西方考慮政治成效完全不同。它是隱蔽的、間接的、長期的和難以測量的；經常僅存於看不見的社會良心、社會意識和下意識的領域，因而幾乎不可能去估算其價值將在何種程度上，對推動社會發展有何貢獻。但顯然我以為這是一種基本的和有普遍意義的經驗，一個孤獨的似乎無權無勢的人敢於發出真理的聲音，在這種行為背後，由他全部的人格和生活支撐著，他準備付出昂貴的代價，他有著令人震驚的更大的力量，儘管表面上被剝奪了公民權，但卻有著數以千計的無名的支持者。在今天的世界上，包括是在狂風呼嘯的前沿哨所，都有可能以個人經驗和“本來的世界”來反抗非個人的權力，去揭示它的罪行，像《古拉格群島》的作者所做的那樣。
今天已變得越來越明顯的是，真理和道德可以為政治提供一個新的起點，擁有一種不可否認的政治力量。一個勇敢的科學家儘管被圍困在偏僻的鄉間，經受著被唆使的周圍世界的恐嚇，但他發出的警告的聲音仍然能夠穿洋越海，並更能清晰地對這個世界大多數人的良心發言，遠甚於全部成群結隊的受雇的宣傳機器。同樣變得越來越明顯的是：像善與惡這樣純屬個人的概念，仍然有其不可混淆的確定內容，在某些情況下足以動搖看起來是不可動搖的權力及其軍隊、員警和官僚。還有變得越來越明顯的是，政治絕不僅僅是專家的事情，一個工程師，只要他心術端正，懂得尊敬超越於他之上的東西，並擺脫恐懼，便能夠影響其民族的歷史。
是的，“反政治的政治”是有可能的。政治“來自下面”。政治是人的政治，而不是機構的政治。政治來自人的內心，而不是來自一個命題。並非偶然的，這種充滿希望的政治非得建立在這種嚴酷的鬥爭的基礎之上，處於“日常規則”之中，我們必須得先沉到井底，然後才可能看見星星。
當揚‧巴托契卡寫《七七憲章》時，他用了一個概念：“無權者的團結”這個詞語。他想到的是那些運用唯一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東西——自己的人性——來反抗和面對非個人化的權力。這種“無權者的團結”將超越國界、政治制度、政治集團的樊籬，超出傳統政治的高級遊戲，不去追求頭銜和職位，從被權術家嘲笑的物件——人類良心——中創造一種真正的政治力量，一種有關未來的更美好的前景不正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嗎？
1984年2月
Posted on 12/10/2011 by horse11
source: http://horseof11.wordpress.com/2011/10/12/%E9%BD%8A%E6%BE%A4%E5%85%8B%E5%9C%A8%E3%80%8C%E4%BD%94%E9%A0%98%E8%8F%AF%E7%88%BE%E8%A1%97%E3%80%8D%E9%81%8B%E5%8B%95%E4%B8%AD%E7%9A%84%E6%BC%94%E8%AA%AA%EF%BC%8E%E4%B8%AD%E6%96%87%E8%AD%AF%E7%A8%BF/
<轉貼自﹕喬靖夫寫於 2011年10月11日 2:40>
(喬靖夫)花了少許時間翻譯這篇精采的演說。行文粗淺，歡迎任何朋友作修改，並請隨便轉載。
『（他們說）我們全是失敗者，其實真正的失敗者就在華爾街裡，他們要靠我們付出數以十億計的金錢救濟才能脫困；有人說我們是社會主義者，但其實這裡早就存在社會主義——是專為富人而設的社會主義；他們又說我們不尊重私有產權，但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裡，許多人辛勤工作買來的私有產業都被摧毀了，數量之巨，就算 我們這裡所有人日以繼夜去動手破壞，幾個星期也破壞不完；他們又告訴大家，我們這群人正在作夢，其實真正在作夢的，是那些以為現有的一切將會永遠持續下去 的人。我們不是在作夢，我們是在喚醒一個正在變成噩夢的夢想；我們沒有破壞任何東西，我們只是在目擊這個制度如何自我毀滅。大家都熟悉這段卡通片情節：那隻卡通貓走到懸崖邊上，還是繼續跑出去，沒理會下面已經空空如也，只有當牠向下看時，方才發現這個事實，然後就掉下去了。我們在這裡正是要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要告訴華爾街那些傢伙：「喂！看看下面！」
2011年4月，中國政府禁止了電視、電影和小說裡一切含有「另類現實」或描寫時間旅行的故事情節，這對中國來說是個好的徵兆：人們仍然夢想另有出路，因此政府才要出手禁制。在這裡我們就連禁制都不必要，因為統治體制連我們夢想 的能力也早就壓制下去了。看看我們常看的電影，我們很容易就想像出世界末日——比如一顆隕石掉下來殺死所有生命之類——可是我們卻很難想像資本主義的末 日。那麼我們正在這裡幹甚麼？讓我告訴大家共產時代一個精采的老笑話：有個傢伙從東德給派到西伯利亞工作，他知道自己的郵件都會被人監看，因此他告訴朋 友：「我們定一個暗號，假如我的信件用藍墨水寫，裡面說的都是真話；如果我用紅墨水，說的都是假話。」一個月後他的朋友收到他第一封信：「這兒一切都美 好，商店裡塞滿了好吃的食品，戲院播放著來自西方的好電影，住宅又大又豪華。唯一買不到的東西就是紅墨水。」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模式。我們擁有一切想要的自 由，但卻缺少了紅墨水：能夠清楚表達我們「非自由」的語言。我們被教會的那種談論自由的方式，例如「反恐戰爭」之類詞語，已經篡改了自由的意義。而你們正 在給大家送上紅色的墨水。
這次運動有一個危機：請大家不要自我感覺良好。不錯，我們在這裡很開心，但請你們記著：搞一個嘉 年華會很容易，真正重要的是在我們回到正常生活後那天。到時候是否有任何事情改變了？我不希望大家回憶這段日子的方式，就是「噢，我們那時候多年輕，那次 運動真美好……」之類。要牢記著我們最基本的信息：「我們可以思考其他的生活方式。」一個禁忌被打破了。我們並不是活在可能裡最好的世界。但在我們面前還 有一條漫長的道路，要面對一些真正困難的問題。我們知道自己不想要甚麼，可是我們想要甚麼？怎麼樣的社會組織能夠取代資本主義？我們希望擁有甚麼類型的新 領袖？記著：問題不在於腐敗和貪婪；問題在於一個把人推向腐敗的制度。不只要提防你的敵人，也要防範那些虛假的盟友，他們已經開始把這個運動淡化，就像製 造沒有咖啡因的咖啡、沒有酒精的啤酒、沒有脂肪的冰淇淋一樣。他們試圖把這次運動變成一次無害的道德抗議，一次「脫咖啡因」的抗議。然而我們來到這裡的原 因，正正就是受夠了這個偽善的世界：循環再造一堆可樂罐以捐兩塊錢做善事，又或者去星巴克買杯卡布奇諾咖啡，把一個巴仙捐贈給第三世界的飢餓兒童，就足以感覺良好。當我們把工作和酷刑都外判了，甚至連愛情生活都外判給婚姻介紹所之後……我們可以看見，在一段很長的日子裡，我們容許自己的政治參與也「外判」 了，假別人之手進行。現在我們要把這個權力取回來。
我們不是共產主義者——假如所指的是在1990年已經崩潰的那個共產主 義的話。別忘記今天的那些所謂共產主義者，只是一群最有效率、最不擇手段的資本主義者。今日存在於中國的是一個比美國的資本主義動力更強，卻又不需要民主 的資本主義制度。因此當你批評資本主義時，不要讓別人扣上「反民主」的帽子。民主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聯姻已經終結了。改變是可能的事情。
今天的人們相信有甚麼是可能做到的？看看媒體的報導。這邊廂，由科技到性慾，好像甚麼都有可能。你能夠去月球旅行，用生物基因科技達到長春不老，可以跟動物 做愛，諸如此類。但另一邊廂，一碰上社會經濟的範疇，幾乎一切都被視為不可能。你想加一點富裕階層的賦稅嗎？他們會告訴你不可能，我們將因此失去競爭力； 要把多些錢投入公共醫療保障嗎？他們會說：「不可能！這做法等於極權國家。」當人們得到允諾將要長春不老的同時，卻不允許花多一點錢在醫療保障上——這樣 的世界不是很有問題嗎？也許我們應該把事情的優先次序搞明白：我們不是要求「更高」的生活水準；我們要的是「更好」的生活水準！要說我們跟共產主義者有甚 麼唯一的相似之處，那就是我們關心普羅群眾：大自然裡的群眾；活在知識產權私有化底下的群眾；在生物基因科技下的群眾。我們應該為此而戰鬥，也只為此而戰 鬥。共產主義徹底失敗了，可是群眾面對的問題仍在。那些人告訴你，我們聚集在這兒的都不是真正的美國人。但我們要提醒那些自稱「真正」美國人的保守原教旨 主義人士：甚麼是基督精神？是聖靈。甚麼是聖靈？是一群信仰者組成的一個平均主義團體，他們以互愛的精神彼此連繫，並且只憑自由意志與義務責任心去實踐這 個理想。這麼看，聖靈現在其實就在這裡，而在華爾街那頭的銀行家，都是一群褻瀆偶像的崇拜者。因此我們需要的只是耐心。
我唯一害怕的，是我們有一天就此回家，然後每年在這兒聚聚頭，喝喝啤酒，懷緬我們在這裡曾經擁有過的美好時光。我們要向自己承諾不要變成那樣。大家都知道，人們總是渴望一些東西，卻又不是真的想爭取它。不要害怕爭取你渴望的東西。多謝各位！』
影片：
01
http://youtu.be/eu9BWlcRwPQ
02
http://youtu.be/7UpmUly9I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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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良心‧哈維爾
source: http://invitroisland.blogspot.com/2011/12/blog-post_18.html
(天鵝絨革命前捷克連串示威抗爭)
一
我年幼時曾經在鄉村住過一段時間。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當年的一種經驗：我沿著穿過田野的小路到附近的學校上學，一路上瞥見出現在遠方地平線上的巨大煙囪，從那裏釋放的滾滾濃煙播散於天空，那十有八九是為生產軍需而倉促建成的工廠。此時，我便有一種強烈的感覺，感到有什麼地方十分不對頭，感到人們在污染天空。我不知道當時是否有生態學這樣一種科學， 即使有， 我對此也毫不知情。但對於“污染天空”這種事情令我本能反感。在我看來，人們這樣做是對某些東西犯罪，他們破壞了某些重要的東西，任意地攪亂自然秩序，這樣的舉動不能不受到懲罰。當然，我的厭惡主要是審美意義上的；當時我並不知道這種有害的的釋放終有一天會破壞森林、滅絕野生動物和危及人們的健康。
假如一個中世紀的人外出狩獵，他突然發現地平線上有像大煙囪般的東西。他或許以為這是魔鬼所為，或許會跪下來祈禱，請求上帝保佑他和他的家族平安無事。
'Havel to the Castle', Joska Skalník (designer) Miloš Fikejz (photographer),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究竟什麼是中世紀的農夫的世界和小男孩的世界之間共同點呢？我想是一些根本的東西。小男孩和農夫比大多數現代成年人都更為熱切地植根於哲學家們所說的“本來的世界”（the natural world） 或“生活的世界”（lebenswelt）。他們還沒有從其真實的個人經驗中異化出來，這樣一個世界有它的早晨和夜晚，有它的下方（大地）和上方（天空）；太陽每天從東方升起，穿行於天空，然後在西邊落山；在那裏這樣一些概念諸如“在家中”與“在他鄉”、善與惡、美與醜、近與遠、責任與權利，仍然有著活生生的和一望即知的含義。小男孩和農夫們仍然植根於這樣一個世界，這個世界知道區分什麼是為我們熟悉親近，並合情合理地作為關注物件的東西，而另外一些東西在它們之外，因其神秘性而使得我們應該對此謙卑地彎下腰來。我們的“我”從一開始就信任這個世界，視之理所當然；這是我們生動活潑的經驗的世界，一個還沒有變成冷漠的世界，所有我們的愛、恨、尊敬、輕蔑、傳統、利益和使得文化得以產生的未經反省的豐富的含義等，都與之密切相關。這是使得我們的歡樂和痛苦不可取代、不可出讓、不可塗抹的領域，於其中、並通過它和為了它，我們因而得以發問，產生個人的責任感。
在這個世界中，諸如正義、誠實、叛逆、友誼、背信、勇氣或同情這樣一些概念，有著和實際的人們及實際生活的重要性相聯繫的全部切實的內容。在這個世界的底部所蘊含的價值，甚至在我們的去談論、關照和探索它們之前，便早已存在並一如既往地存在著。這樣一個世界將它的內在統一性歸因於某種“前思辯”的假設，假設世間萬事萬物之所以得以運行，是因為存在著超出人們視野的地平線之外的東西，存在超出或淩駕於我們的理解和把握之上的東西，同時也正是這個東西，它賦予這個世界以堅實的基礎，帶來了秩序和尺度，並成為世間所有法則的習俗、戒規、禁令、標準的隱秘來源。
“本來的世界”，出於其自身的存在，內在地擁有某種絕對的前提——這個絕對安置、界定、激勵和引導萬事萬物的，沒有它便是難以想像的，對此我們也只能默默地加以尊敬，任何試圖摒棄絕對、試圖控制它、用別的東西去取代它，在“本來的世界”這個框架中，都顯得狂妄自大，為這種狂妄自大的人類必須付出沉重的代價，像唐璜和浮士德一樣。
就我個人而言，污染天空的煙囪並非僅僅是不去顧及“生態因素”的一種令人遺憾的景觀，如果是那樣，人們可以通過加裝合適的篩檢程式便可糾正過來。對我來說比這更進一步的是，它象徵著一個時代，這個時代試圖越過“本來的世界”的界限及某種規定，將其弄成僅僅私人的興趣，主觀愛好，僅僅是個別人的幻想偏見及異想天開。它象徵著一個紀元，這個紀元將個人陷入失去聯繫的隔絕狀態，包括與神秘的東西及絕對之間的聯繫，取消作為這個世界之尺度的個人經驗到的絕對，而代之以一種新的、人造的、既不神秘也缺少主觀“奇想”的非個人、非人類的東西，它被稱之為客觀的絕對，即對於世界的科學模式的客觀和理性的認同。
現代科學，以其所建立的關於世界普遍有效的形象，衝垮了“本來的世界”的種種界限，將這個世界僅僅視為偏見的牢獄，而我們則必定要衝破這個牢籠去追求客觀的經過證實的真理之光，對它來說“本來的世界”無異於我們落後的祖先遺留下來的不幸殘餘，是他們幼稚、不成熟的幻想。用這種眼光來看，它視我們“本來的世界”中甚至是最內在的基石僅僅為虛構而加以抹殺，它殺死了上帝放上一個真空的王位，從此將科學作為唯一合法的監護人和仲裁人，把存在的秩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說到底，只有科學能淩駕於所有個人的主觀真理之上，並代之以一種居於高位的、超主觀、超個人的真理，它完全是客觀和普遍的。
儘管現代理性主義和現代科學這樣的東西，像所有人類作品一樣，也在我們的“本來的世界” 中發展出來，但現在它們卻系統地背棄了這個本來的世界，否定它，誹謗它——當然，同時仍在開掘它。一個現代人，其“本來的世界”已被科學和技術徹底征服，只是在當嗆人的氣味彌漫於他的房間，才會對煙囪冒煙發出抗議。而即使這樣，他也不會發出形而上的抗議，因為他知道擁有該煙囪的工廠生產著他所需要的東西。作為一個技術時代的人，他可以考慮僅僅在技術的限度之內作些補救，比如說在煙囪上安一個淨化裝置。
請勿誤會，我並不是提倡人們取消煙囪，禁止科學或籠統地返回中世紀。何況，絕非偶然的，現代科學某些最深奧的發現表明，客觀性的神話有著極大的爭議性，經過一個奇怪迂迴之路，重新將我們帶回到人類主體和他的世界。我無非是希望在最一般和最普通地被接受的輪廓之內，考慮現代文明的精神框架和它今日危機的根源。並且儘管反省將首先從政治開始而不是生態方面的，但也許我更寧願以一個生態方面的例子來闡明我的出發點。
許多世紀以來，歐洲農業的基本組成是家庭農場。在捷克文中，用來表達它是一個更古老的詞—— “grunt”，這個詞具有其詞源學上的意義。 它來自德文“Grund”，實際意味著土地或基礎，而在捷克文中，具有了一個特殊的語義學上的色彩。作為 “基礎”一詞的口語同義詞，它指出了土地的“根基性”，它的不容置疑的、傳統的和“前思辯”的那種既有的確鑿和可信。當然，家庭農場也是各種各樣的難以平息的社會衝突的根源，即使這樣，我們仍然不可否認：家庭農場適得其所，受到世代農民的檢驗，並為他們的工作成果所體認。同時，在家庭農場所屬的全部事物數量上和種類上都達到了最佳平衡：田野、牧草、邊界、森林、牲口、家畜、水、路等等。許多世紀以來，沒有農民把它當做系統研究的課題，然而，它卻構成了一個通常說來令人滿意的經濟的生態系統，於其中每件事物都和其他事物有著千絲萬縷的有意義的聯繫，以此保證了農場的穩定性和農民收成的穩定。不同於今天的“大型農場”，傳統的家庭農場是生機勃勃和自給自足的。儘管它也受制於常見的自然災害，但這不是它的過錯——惡劣的天氣、牲畜瘟疫、戰爭和其他巨大災難是在農民的力所能及之外。
當然，現代化和社會科學擁有改善農業、提高產量、減少勞動強度、消滅最惡劣的社會不平等的上千種途徑，但是，要實現這些，包括現代化，要在一種相當的謙卑引導之下才有可能，得知道尊重自然秩序的神秘性和從中產生的適度性，這種適度內在於個人經驗和責任中的 “本來的世界”。現代化不應該由服務於“科學世界觀”的新型農學家或官僚所代表和推行那種非個人的客觀科學，實際上是一種妄自尊大、驕橫、不可一世的粗暴侵犯。
然而，這正是發生在我們國家的情況：我們稱之為“集體化”。30年前，它像一陣旋風一樣席捲了捷克斯洛伐克，遍及每一個角落。作為其後果，一方面，是成千上萬的生命在監獄裏遭受蹂躪，他們被奉獻於更加光明的明天所提供的科學烏托邦的祭壇上。另一方面，是社會衝突和勞動強度的減少減輕，農業產量大幅度提高。這還不是我要提及它的原因。我的理由在於，當旋風把家庭農場從地球表面掃蕩殆盡之後的30年，科學家驚訝地發現即使是一個識字不多的農民也早已知道的事情：人類每一次激進地、一勞永逸地和毫不留情地企圖取消曾經謙卑地尊敬的“本來的世界”的界限，取消謹慎的個人知識，都將付出沉重的代價。他們還將會為試圖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嘲弄其神秘性付出代價；同樣也為取消上帝和以上帝自居而付出代價。事實上這些已經發生了。隨著村籬和森林被砍伐，野鳥絕跡，農作物便失去了抵抗害蟲的天然屏障。大量統一管理的農田每天無可避免地流失數百萬立方公尺的表層土壤，而它們是經歷了數世紀才積聚而成；化肥和農藥已經災難性地污染了所有的蔬菜產品、土地及水。重型機器經年不息地壓在土壤上面，令其空氣不能流通導致貧瘠；巨型乳牛場的母牛因患神經機能症不能產奶，同時農業甚至更多地從工業那裏吮吸機器製造、人工肥料，在一個地區分工專業化時代增加運輸費用等等。簡言之，情況可怕而沒有人知道未來數十年內將會有著怎樣令人震驚的變化。
這是一個悖論：在科學技術的年代人們相信自己可能改變生活，因為他們能夠掌握和探索自然的複雜性及其運作規律。但到最後，這些規律顯然悲劇性地揭示了人們的失誤，並使人們受挫。人們認為他們能解釋和征服自然；但結果卻摧毀了它，剝奪了自己繼承自然的權利。“脫離自然”是一種怎樣的前景呢？歸根結底，科學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人類身體不過是數百萬有機微體繁忙的互相工作和影響，它們一道構成了覆蓋於我們地球的那個巨大的、令人難以置信的“生物圈”。
這不是科學本身的錯，而是科學時代人們狂妄自大的錯，明明不是上帝的人偏要去扮演上帝的角色而導致殘酷後果。人們取消了他們所擁有的所有聯繫的絕對地平線，否定了他生活著的世界中他個人的“前客觀”的經驗，同時把個人經驗和良心放逐到浴室，彷彿那純粹是個人私事。人們視他的責任為一種“主觀幻覺”，而代之以現在已證明是所有的幻覺中最危險的那種：剝奪了所有具體人類生活內容的有關客觀性的杜撰，一種所謂的對於宇宙的理性的理解，一種假設的“歷史必然性”的抽象圖式。所有這些幻想的極致是，人們可以構想一個可以精確地計算出來並在技術上可以實現的“普遍的福利社會”，僅僅需要試驗機構和工業及官僚主義的工廠便可以將其轉變為現實。數以百萬的人們被奉獻於這個幻覺之前，大多數人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除非他偶然置身於這個鐵欄之外，並被猛然扔回他的“本來的世界”。歸根結底，這種想像中的移情現象，應該歸結於被取消的個人所產生的偏見，這樣的個人不得不從屬於科學、客觀性、歷史必然性、技術、制度和政黨組織，以及所有這些非個人的東西，它們當然不會出錯。它們是抽象的、無人身的、功利主義的，因而甚至是天生“無辜”的。
至於未來，如果說永恆的前景還沒有徹底被驅逐到童話世界，但卻被鎖進浴室，那麼，還有誰作為個人去關心它，甚至為它擔憂？如果一個當代的科學家慮及兩百年後將要發生的情況時，基本上是以一個冷漠的旁觀者，他不可能去關心當下他所研究的有關跳蚤的問題新陳代謝、脈衝的放射信號或地球的天然氣儲存將來會怎樣。而一個現代政治家呢？他絕對沒有理由要關心這些，尤其是這會影響到他在競爭中的機會，只要他生活在一個有競選的國家。
二
捷克哲學家瓦茨拉夫‧別洛赫拉德斯基曾令人信服的發展出這樣的思想：建立在抽象理性和非個人的客觀性假設上的現代科學理性主義精神，不僅有其自然科學方面的奠基人伽利略，而且有著其政治學方面的奠基人——馬基維利，他首次把政治理論表述為有關權力的技術理論（儘管帶些惡意諷刺的口吻）。雖然有著全部歷史錯綜複雜性，我們仍然可以說，現代國家和現代政治權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這裏，一旦人類理性從人類個體、他的個人經驗、個人責任感中分離出來，他也就背棄了“本來的世界”的框架，背棄了與之相聯的具體的責任感，背棄了他的絕對地平線。正像現代科學愛將作為生活在經驗世界中的個體——實際的人類個體拋置於腦後一樣，現代國家和現代政治更是如此。
可以肯定，權力變成匿名的和非個人化的過程，減縮至僅僅是一種操縱技術的過程，有著1000種面具、變種和表現形式。有時它是隱蔽的、難以察覺的；有時它是完全公開的；有時它是微妙曲折的；有時卻又是殘忍而直接。然而，總的來說，這是一種普遍趨勢。它是所有現代文明基本特徵，產生於現代文明的精神結構，並盤根錯節地紮根於這個精神結構，包括其技術本質、大眾品格和消費趨向。
統治者和領袖，在他們擁有的權力中曾經有過個人面貌和個人品質，在某種程度上也曾為其自身的善或惡的行為負起責任，不管他們是建立在世襲傳統、還是人民的意志或戰爭勝利及陰謀詭計的基礎之上。但是現在，他們被經理、官僚、黨政幹部 （專業的統治者、操縱者） 和種種擅長管理、操縱和惑人技巧的專家所取代，他們被安置於各種功能性的非個人化交叉點上，作為國家機器的一枚螺絲扮演著被指派的角色。這個專業的統治者是“無辜”的匿名權力的“無辜”工具，其合法性來自科學、控制論、意識形態、法律、抽象性和客觀性，總之，來自對於作為個人和鄰人的責任以外的東西。
一個現代政治家沒有任何東西可保留，在他明智的面具和審慎的詞令背後，那種植根於“本來的世界”之內一個人的愛、激情、興趣、個人看法、恨、勇氣和憤怒等，一點痕跡都沒有，他也將所有的這些東西鎖進他的私人浴室。如果我們還在這張面具後面瞥見了什麼，那只能是一個勝任或不勝任的權力技術員。制度、意識形態和黨政機構剝奪了人們的良心、常識和自然的談話及實際的人性內容，這對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一樣的。國家甚至越來越像一部機器，人民被轉化成統計學意義上的投票人、生產者、消費者、病人、旅遊者和士兵。
在政治裏，“本來的世界”中好與壞的概念因而變成了已逝年代的古老殘餘，失去了全部絕對的意義；政治上唯一的方法是可以量化的成績。權力成了“先驗的”和“無辜”的，因為它並不從一個“有罪”和“無辜”仍然有其意義的世界中生長出來。
這種非個人化的權力在極權主義制度中獲得了最徹底的表達。像別洛赫拉德斯基指出的，非個人化的權力及其對人類良心、人類語言的成功征服與一種歐洲之外傳統即有關帝國的“宇宙性”概念聯繫在一起 （認同帝國，將其當作世界的唯一中心，而人類不過是其財產） 。但是正如極權主義制度清楚表明的，這並非意味著現代非個人化的權力是一件歐洲以外的事情。事實剛好相反：恰恰歐洲和西歐，提供了和強加於這個世界的已經變成這種權力基礎的這樣一些東西：自然科學、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工業革命和類似於這種革命的那種幻想的抽象性，通過將“本來的世界”趕到浴室而代之以對消費、原子彈、一些主義的崇拜。也正是歐洲——民主的西歐，今日正面對著這種矛盾的輸出而感到困惑。對它從前輸出現在又回溯的擴張主義是抵制還是認可，這種當代的兩難處境說明了這一點。由來自歐洲的精神和技術潛能所製造的相似的和更好的火箭正瞄準著歐洲，那麼歐洲是否付出以被迫參與這樣完全不道德遊戲的代價，來表明其要捍衛已失去的價值的決心？抑或歐洲應該退讓，從而顯示出對於地球命運的責任感，並通過這種責任感的神奇力量，來影響這個世界其餘部分？就西歐和極權主義的關係而言，我想，最大的失誤莫過於誤解了到底什麼是極權主義——它是全部現代文明的凸透鏡，是需要對這種文明應當如何理解自己的全球性的一聲尖銳的、也許是最後的呼喚。
如果我們加以忽視，歐洲文明將不會致力於任何實質性的改變。在歐洲自身的理性主義傳統中，它很可能視極權主義制度為一種地域性的試圖建立普遍福利社會的奇特做法，視其為某種邪惡的人擁有的擴張主義的傾向。或者，在同樣的理性主義傳統中，這回是在馬基維利將政治視作權力技術的概念中，人們可能視極權主義制度純粹是來自擴張主義鄰國的一種外部威脅，可以通過適當的示威，便可以將其趕至可以接受的界限之內，毋需作其他深思。
持第一種看法的人是能和濃煙滾滾的煙囪和解的人，因為儘管那兒又髒又難聞，但它最終服務於一個美好的目的，是為了生產大量的必需物質。持第二種看法的人是那種認為這不過是一個工藝方面的缺陷，只需在工藝學的範圍便可以消除，如裝上一個篩檢程式之類的淨化裝置。然而現實情形呢，我相信將不幸地更加嚴重。污染天空的煙囪不僅僅是可以修補的技術上的失誤，或為更加美好的消費主義明天所付出的代價，而是一種文明的象徵，這種文明拋棄了絕對，無視“本來的世界”，蔑視其命令。並且，極權主義所提出的警告遠比西方理性主義願意接受的要嚴重得多。
最重要的，它們是理性主義不可避免的後果的凸透鏡，是理性主義自身深層趨向得到奇特誇張之後的意象，是理性主義自身膨脹的不祥產物。它們是對理性主義自身危機的深刻而富有啟示的反映。極權主義制度並不僅僅是危險的鄰國，也不是某種世界進步的先驅；恰恰相反，它們是這個文明全球性危機的“先驅”，這種危機先是歐洲的，然後是歐美的，最後是全球的。它們是西方世界的未來科學研究一個可能的話題，這並不是說有朝一日這些東西將要侵襲和征服全世界，比這更為深刻人意義在於——它們鮮明地勾勒出的別洛赫拉德斯基 “非個人化的末世學”的後果。
這是一種膨脹了的、匿名性的官僚主義的權力的全面統治，不僅是不負責任的並且早已在全部良心之外運行，建立在一種因為與真實相脫節所以能使任何東西合理化的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虛構上面。這種權力作為操縱、壓迫、製造恐懼的全面壟斷而存在，它壟斷性地制定思想道德、個人生活，進而將它們非人性化；這種權力很久以來只是和少數專橫的統治者相關，而毋寧說攫取和吞噬了每一個人，因而將所有的人都結合到其中去，至少通過他的沉默。沒有人真正擁有這種權力，因為這種權力擁有每個人，它是一頭怪獸。不但不受人們的指引，而是拖曳著每個人，沿著其“客觀的”自身勢頭——所謂“客觀”意味著它脫離了全部人類尺度、包括人類理性，因而成為徹底的非理性——奔向一個可怕的、未知的將來。
我想重申：極權主義是對當代文明的一個巨大的提醒。也許某些地方一些身居要位的人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將這種制度從地球表面剷除，然後便萬事大吉。但這無異於一個相貌醜陋的女子通過打碎鏡子來擺脫她的窘境一樣。這樣一種“最終解決”是非個人化的理性最典型的夢想之一，正像“最終解決”這個詞鮮明地提醒我們的那樣，它可能將夢想轉變為現實，也因此把現實轉變為噩夢。它不僅解決不了當今世界的危機，只要最終還有人活著，便只能反過來加深這種危機。它只能給這個已是沉重負擔的文明進一步增添數百萬人的死亡，卻不能阻止走向極權主義的基本趨勢，反而加速了它的步伐。它將是一場代價昂貴的勝利，因為其勝利者來自於這樣一個矛盾：他們不可避免地要模仿其戰敗的敵手，其程度超出了今天的人們所願意接受和能夠想像的。
這只是一個小例子：想像在國家、民主、進步和軍事紀律的名義下，西方世界要建造一座多麼巨大的古拉格群島，才能將所有的那些拒絕參加這種行動的人拘禁起來，而不管這樣做是出於無心、原則、恐懼還是邪念！沒有一種邪惡可以通過掩蓋它的表面得以消除。我們需要進入原因本身進行探討。
三
我常有機會和訪問我們國家的西方知識份子談話，他們的日程表上包括訪問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有人這樣做是出於真正的關懷，或希望理解和表達支持，也有人純粹出於好奇。在哥德式和巴洛克式的紀念館之外，持有不同政見者顯然是這個沉悶單調的環境中唯一令人感興趣的事情。這些談話通常是頗有啟發的，我從中學習和理解了不少東西。問題通常是這樣一些：你們人數這麼少？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力，你覺得真可以改變事情嗎：你是反對社會主義呢還是僅僅想改進它？你是否譴責在西歐部署潘興Ⅱ導彈和巡航彈？我們能為你們做什麼？你目前所做的全部只能為你帶來迫害和牢獄之災，又沒有什麼明顯的效果，那麼驅使你這樣做的動力是什麼？你想要在你們國家看到資本主義復辟嗎？提出這些問題有著良好的動機，出於渴望理解的願望顯示了發問者本人關心這個世界的現在和將來。
但我仍要說，再三向我提出的這些或類似的問題表明了西方知識份子如何完全不理解——從某些方面來說，是不可能理解——這兒所發生的事情，究竟我們這些被稱之為“持不同政見者”是受什麼驅動？並且最重要的，我們的所做所為最終說明了什麼？例如這樣的問題：“我們能為你們做些什麼？”當然，可以是很多。這個世界上有自由思想的人們越多地支持、關心我們，和我們團結一致，那麼我們被抓起來的危險越小，我們的聲音不至成為荒野中的呼叫的希望就越大。但是，在這個問題的深處存在著內在的誤解。說到底，這不是一個幫助我們這些少數“持有不同政見者”至少暫時不致入獄的問題。甚至也不是幫助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讓人們生活得好一些，更加自由一些。
這兒的人首先而且最需要的是自己幫助自己。我們曾經太多地等待別人的幫助，太多地依賴這種幫助，同時也導致更多的災難：不是在最後一刻撤走答應的援助，就是轉向人們期待的對立面。在最深刻的意義上，還有某些東西更為生死攸關——救助我們全體，不管是我本人還是來訪的我的對話者。難道事情不是和我們所有的人都相關？難道我們的黯淡前景，我的希望，反過來說不也是他們的黯淡前景和希望？而我的被捕不正是對於他們的一擊？他們所受的蒙蔽不也是對我的一擊？對布拉格人的鎮壓不也是對全體人類成員的一個鎮壓行為？如果對這裏正在發生的事情無動於衷甚至抱有幻想，那麼不也是替其他的地方發生悲慘的事情作準備？ 他們的受難不正是我們受難的先決條件？關鍵並非是某些捷克持不同政見者需要幫助，而是作為這個地區的人需要幫助。
我可以最好地幫助自己擺脫煩擾只要不再做一名“持不同政見者”。關鍵是持不同政見者徒勞的努力和他的命運告訴了人們什麼，關於環境、命運、機遇和這個世界的問題，他們的行動證實了什麼？他們擁有哪些方面或者也可能成為其他人思想養料的東西？他們以何種方式解釋自己的命運並且使之成為與我們共用命運？究竟是以什麼樣的形式，他們成為前來訪問的人們的一個警告、挑戰、危險和教訓？
還有關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問題！我得承認這個問題給我一種上個世紀深處的感覺。對我來說，這些完全是意識形態和在語義上含混不清的概念，早已變味了。問題完全不在於此，它更為深刻並和我們每個人有關：我們是否不管以何種途徑恢復“本來的世界”以此作為真正的政治的領域？是否重建人類成員的個體經驗，當作評判事物的首要尺度？是否將道德置於政治之上、將責任置於欲望之上、使得人類的社會富有意義及人類的語言重新獲得內容？是否將自發的、完整的、有尊嚴的人類個體 “我”，重新放回到所有社會活動關注的焦點？是否要對我自己負責，因為我們存在和某種更高的東西相聯繫？是否為生命給出一個意義，能夠犧牲某些東西，在極端的情況犧牲一切，個人平庸的或富裕的生活，即揚‧巴托契卡所說的“日常規則”？
在這場反對非個人化的權力擴張的樸素但卻是全球性的嚴峻鬥爭中，是面對一個西方的經理還是一個東方的官僚，只是偶然的地點上的區別，它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們可以保衛自己的人性，也許還存在一線希望——我們也許將找到某些更有意義的途徑，在我們的自然要求和分享參與經濟決策之間，以及有尊嚴的社會形象之間造成一種平衡，並賦予全部行之有效的推動力，在真正的市場交易中實現富有人性的冒險精神。然而，一旦我們不能捍衛我們的人性，任何旨在改善經濟運作的技術或組織化的策略都不能拯救我們，就像在工廠煙囪上安裝淨化裝置不能阻止普遍的非人性化的趨勢一樣。
歸根結底，一種制度朝著什麼目標運作，比它如何運作要來得重要。而那種服務於全面毀滅的運作不也可以是甚為順暢的嗎？我這樣說是因為，從命運分配給我的眼光來看世界，我不可能避免這樣的印象：不少西方世界的人們對我們時代真正面臨的真正危機知之甚少。
例如，我們只要瞥一眼當今西方知識份子搖擺于其間的兩種基本不同的政治，顯而易見，它們不過是玩弄同一種遊戲的兩種不同的方式，即由匿名的權力所操縱。因此，它們不過是朝著同樣的全球化極權主義邁進的兩條道路而已。
玩弄匿名理性遊戲的一種形式是繼續戲弄事物的神秘性——“扮演上帝”——進一步發明和部署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當然，所有這些開始都被說成意在“保衛民主”，而實際上民主卻被貶為“不切實際幻想”，這在我們所處的歐洲的這塊土地上，早已經變得如此。而這種匿名遊戲的另一種形式謂之曰“為和平而鬥爭”，這股誘人的旋風將許多善良忠實的人們捲入其中。當然，它並不總是需要如此。我經常有這樣的印象，這股旋風是同一個製造表面的、無孔不入的非個性化權力設計和調度的，它作為一種更為詩意的手段征服人類良心。
請注意，我頭腦中的非個人化的權力是作為一種原則，一種全球化的現象，並非僅僅指莫斯科——說實話，莫斯科還沒有組織如此廣泛的當代和平運動這樣的能力。然而，在這個極權主義和意識形態的世界裏，要使得一個誠實的、有自由思想的人（威脅所有匿名權力的主要對手） 變得無用，還有比給他提供盡可能簡單的主題、伴隨著全部擁有表面上的崇高目標更好的辦法嗎？你能想像有什麼事情比“一場反對戰爭的鬥爭”更能有效使人頭腦發熱嗎？——先是受其迷惑，然後加以佔領、最終喪失所有的批判力量。還有什麼比這更聰明的欺騙人的辦法，讓他們相信這樣的幻覺即如果他們干預部署武器 （它們總得在什麼地方部署） 他們就能阻止戰爭？很難令人想像人類精神通往極權主義的更為簡單的途徑。如果武器總要部署這一點越來越顯而易見的話，那麼，頭腦中完全認同阻止這種部署的人就會變得激進，越狂熱，最終從其本來目標中異化出來。
因此，被最高貴的動機所驅使的人發現，在其旅途的終點，完全匿名化的權力需要他這麼做：在極權主義思想的巢穴中，他不再是他自身，為了另外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他放棄了他的理性和良心。只要服務於這樣的目標，我們將這幻想稱之為“人類幸福”、“社會主義”或“和平”都無關緊要。
當然，從防禦的立場和西方世界的利益來看，有人宣稱“赤化總比死要好”的確不是太妙，但是，從全球化的、非個人化權力的眼光，即從它君臨一切和代表了一種真正的惡魔般誘惑的眼光來看，沒有比這樣更好的了。這口號毫無疑問地表明說這番話的人已經放棄了他的人性。因為他已經放棄了某種能力，放棄了以個人的方式承擔某種超越他本人之上的東西，甚至為這種給生命提供意義的東西獻出自己生命。
巴托契卡曾經寫道，一個人若不願獻身於令他的生命具有意義的東西，那麼他便不值得活著。正是在如此放棄意義和如此一種“和平”的世界上，在“日常規則”之下，戰爭最容易發生。在這樣的世界裏，不存在由最高的犧牲勇氣來保障的道德屏障來進行抵制。那種非理性地“保衛我們的利益”的大門充分敞開著。知道自己為什麼去死的英雄的缺席，是通向人像牲畜一樣被屠殺的堆積如山的屍體的第一步。“赤化比死要好”這個口號作為向蘇聯投降的表達並沒有十分激怒我，但是作為西方人放棄任何有意義的生活的要求和接受非個人化權力的表達卻十分令我震驚。這句口號實際說的是沒有任何東西值得一個人為之獻出生命。然而，若不存在最高犧牲的水平線，所有的犧牲就變得沒有意義，因此沒有任何東西有任何價值，沒有任何東西有任何意義，結果是一種徹頭徹尾否定我們人性的哲學。對蘇聯極權主義制度而言，這種哲學只是提供稍許政治上的幫助，而對西方極權主義而言，這種哲學直接和原發性地構成了其本身。
簡言之， 我不能克服這樣的印象。西方文化對它自身的威脅，遠遠超過SS-20導彈。當一個法國極左派學生帶著懇切的目光對我說，古拉格群島是為社會主義理想所納的稅以及索爾仁琴不過是一個心懷怨恨的人時，他將我投入深深的憂慮之中。歐洲真的不能從自己的歷史中學到什麼嗎？那個熱切的年青人是否能夠明白——即使是最誘人的“普遍幸福”的計畫要求一個人非自願地去死，即不是為了獲得生命的意義自覺地去死，便證明了它是反人性的？是否只有到了發現自己也被禁閉在靠近圖盧茲的某個蘇式監獄裏，他才明白點什麼？我們世界的新語言是否如此滲透到本來的人類語言之中，及至如此基本的經驗也使得人們之間無法溝通？
四
在提出了全部這些尖銳的批評之後，我想人們希望我談談在當代世界的政治難題面前，我認為什麼是西方人富有意義的選擇。正如我一直表明的，對我來說我們所有的人，東方和西方的，都面臨著一個基本的使命，與它相比，其餘都是從屬性質的。這項使命是抵制匿名的、非個人化的、非人性的權力，抵制這種非理性的趨勢，它以種種意識形態的、制度的、黨政機關的、官僚主義的、偽飾的語言及政治口號的方式出現。這項使命需要我們保持高度警惕、深思熟慮並全神貫注，在每個步驟和每個地方都全身心地投入。我們必須抵制它的複雜性和全面異化的壓力，不管它採取消費、廣告、鎮壓、技術，還是陳詞濫調的形式，所有這些東西都是狂熱主義的親兄弟，是極權主義思想的溫床。我們必須從我們“本來的世界”汲取尺度，重新確認它的被否認的真實性，而不怕被嘲笑。我們必須以智慧的謙卑之心，尊重“本來的世界”界限，尊重其背後的神秘性，承認顯然有超出我們能力之外的存在的秩序中的某種東西。我們必須和我們存在的絕對地平線保持聯繫，只要我們願意，我們將會不斷地去發現和體驗這種聯繫。我們的所有行動、所有個人的和未經意識形態審查的生活經驗，都要以價值和責任為出發點。我們必須相信我們良心的聲音更甚於所有抽象的推論，不去發明良心的呼喚之外的其他責任。我們不必為我們能去愛、擁有友誼、團結、同情心和寬恕而感到羞恥，恰恰相反，我們必須將我們人性中的基本尺度從被放逐的“私人性”中解放出來，將以此作為有意義的人類社會唯一真正的起點。我們必須受我們自身理性的引導，在任何條件下將為真理服務作為我們自己的基本經驗。
我知道所有這些聽起來非常籠統、模糊和不現實，但是我向你們保證，所有這些看上去樸素的字句來源於非常具體難得的與世界的經驗，請允許我說，我知道自己正在說什麼。非個人化的權力的先鋒隊拽著世界在它的非理性的道路上向前，沿途儘是被蹂躪的自然和火箭發射台，它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極權主義政權。無論是忽視、原諒、屈服和接受它們的遊戲方式，從而將我們變為它們，都是不應該的。我確信我們可以最好地面對它們，可以不帶偏見地去研究它們，與之徹底劃清界限，並以不同於以往的方式和這種邪惡作持續的鬥爭，這種邪惡除了表現為大量的顯而易見的方面，還居留於所有地方甚至我們內部。構成對這種邪惡最大的威脅不是把火箭對準這個或那個國家，而是在當代人的心靈結構中否認和剷除它的存在：人回到自身並承擔起對世界的責任，重新理解人的權利；堅持不懈地抵制宣稱其超越善惡之外的非個人化權力每種形態，不管它如何偽裝狡詐，甚至頂著反對極權主義制度的名義。
最好的抵制極權主義的做法是將它從我們自己靈魂中、我們周圍的環境中、我們的大地上徹底地驅逐出去，從當代人性中徹底地驅逐出去。對全部極權主義制度下受害者最好的幫助是正視之所以構成極權主義制度的那種邪惡，極權主義正是從中汲取力量，它的“先鋒隊”正是由此培育，如果沒有這種先鋒隊，沒有由此發展出來的最狂熱的萌芽，極權主義制度便失去了基礎。重新強調人的責任是對付一切不負責任的最天然的屏障。假如發達國家的智慧和技術潛力能真正負責任地得到傳播，而不僅僅是在一種純利潤的自私利益的壓力下進行，我們便能阻止不負責任地將其轉化為殺傷性武器。著眼於事情的原因肯定比僅僅是在對結果做出唯一可能的反應要有意義得多。否則，其結果將是用同樣不道德的手段作出唯一可能的反應。而遵循這條路線，意味著在這個世界上繼續散佈不負責的邪惡，因此正好是產生滋生極權主義毒素。
我贊同“反政治的政治”這種提法，也就是說，政治不再是權力的伎倆和操縱，不再是高於人們的控制或互相利用的藝術，而是一個人尋找和獲得有意義的生活的道路，是保護人們和服務於人們的途徑。我贊同政治作為對人類同胞真正富有人性的關懷。我能想像得到，這樣一條道路在這個世界上是十分難以實現的，運用於正常生活也極為困難。但是，我看不到別的選擇。
五
當受審和服刑時，我直接感受到國際援助的重要和有益的力量。我永遠會感激那些聲援。然而，我不認為我們這些在自身的環境中尋求和表明真理的人，只能處於呼籲和接受幫助的不平衡的位置上，而不能向來自援助的方向上送去幫助。
我相信在“蘇聯陣營”中稱之為“持有不同政見者”是一種特殊的現代經驗，是一種在非人性的權力堡壘下的生活經驗。正因為如此，“持有不同政見者”有機會甚至有責任去反省這種經驗，做它的見證並將其傳達給有幸沒有這種經歷的人們。因此我們有機會以某些方式去幫助那些幫助過我們的人，在我們深刻的共同利益和人類利益的意義去幫助它們。
這些基本經驗之一為：我稱之為“反政治的政治”是可能的，並且可以是有效的，儘管本質上它無法事先計算出其效果，肯定和西方考慮政治成效完全不同。它是隱蔽的、間接的、長期的和難以測量的；經常僅存於看不見的社會良心、社會意識和下意識的領域，因而幾乎不可能去估算其價值將在何種程度上，對推動社會發展有何貢獻。但顯然我以為這是一種基本的和有普遍意義的經驗，一個孤獨的似乎無權無勢的人敢於發出真理的聲音，在這種行為背後，由他全部的人格和生活支撐著，他準備付出昂貴的代價，他有著令人震驚的更大的力量，儘管表面上被剝奪了公民權，但卻有著數以千計的無名的支持者。在今天的世界上，包括是在狂風呼嘯的前沿哨所，都有可能以個人經驗和“本來的世界”來反抗非個人的權力，去揭示它的罪行，像《古拉格群島》的作者所做的那樣。
今天已變得越來越明顯的是，真理和道德可以為政治提供一個新的起點，擁有一種不可否認的政治力量。一個勇敢的科學家儘管被圍困在偏僻的鄉間，經受著被唆使的周圍世界的恐嚇，但他發出的警告的聲音仍然能夠穿洋越海，並更能清晰地對這個世界大多數人的良心發言，遠甚於全部成群結隊的受雇的宣傳機器。同樣變得越來越明顯的是：像善與惡這樣純屬個人的概念，仍然有其不可混淆的確定內容，在某些情況下足以動搖看起來是不可動搖的權力及其軍隊、員警和官僚。還有變得越來越明顯的是，政治絕不僅僅是專家的事情，一個工程師，只要他心術端正，懂得尊敬超越於他之上的東西，並擺脫恐懼，便能夠影響其民族的歷史。
是的，“反政治的政治”是有可能的。政治“來自下面”。政治是人的政治，而不是機構的政治。政治來自人的內心，而不是來自一個命題。並非偶然的，這種充滿希望的政治非得建立在這種嚴酷的鬥爭的基礎之上，處於“日常規則”之中，我們必須得先沉到井底，然後才可能看見星星。
當揚‧巴托契卡寫《七七憲章》時，他用了一個概念：“無權者的團結”這個詞語。他想到的是那些運用唯一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東西——自己的人性——來反抗和面對非個人化的權力。這種“無權者的團結”將超越國界、政治制度、政治集團的樊籬，超出傳統政治的高級遊戲，不去追求頭銜和職位，從被權術家嘲笑的物件——人類良心——中創造一種真正的政治力量，一種有關未來的更美好的前景不正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嗎？
198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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