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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講台為舞台──陳龍英
- 在電子產業正好開始蓬勃發展的年代，陳龍英選擇在大學這個知識殿堂，做他最喜歡的事情：教學。如今，他的電子學名聲遠播，桃李早已滿天下，而自始至終不變的，則是他為學生著想的心。
作者╱郭雅欣
在交通大學工程四館，常見一位教授穿著樸素的灰襯衫，手裡拿著略顯破舊的牛皮紙袋，匆匆前往教室授課。他走上講台，拿出牛皮紙袋裡的自製授課筆記，便抓起粉筆在黑板上畫呀畫，以略帶沙啞的聲音開始仔細講解電子學的某個章節，儘管電子學的計算公式瑣碎又複雜，他仍重複強調著每個公式背後最重要的觀念。下課了，幾個學生立刻簇擁上去，拿著自己的筆記和他討論了起來，他不厭其煩地解答每一個學生的疑問，哪怕只是一個小細節，一會兒上了講台，就著剛才黑板上的式子比畫半天，一會兒又指著學生的筆記，解釋著學生不懂的地方，就這麼又過去大半個小時，他才真正「下課」，關上燈，成了最後一個離開教室的人。
他就是交大電子工程系的榮譽退休教授陳龍英，學生私底下暱稱他一聲「龍哥」（還真有點江湖味），他的電子學一教就是30多個寒暑，有著「電子學名師」的美譽，在台灣的電子電機領域幾乎無人不曉，近幾年，他的電子學授課內容還發行了DVD，退休之後甚至在學生要求下繼續開課，足見其教學魅力。但他並不若坊間補習班的所謂名師，站上台去威風凜凜，上起課來總得帶點花招，不時講些笑話吸引學生；反之，他只是踏實地做好講課這件事，不以解題為目的，而以觀念為重，並且用無比的耐心面對學生的問題，和學生自然而然拉近距離。
在陳龍英的心中，總是將學生放在第一位，上課時會細心地挑出學生容易弄錯的地方，或是以日常事物做比喻，讓學生容易想像；他不像有些老師教起書來「數十年如一日」，他常常在想怎麼教才能更容易讓學生理解，陳龍英說：「有時候想出了更好的教法，還會覺得有點對不起去年的學生，因為去年教得不夠好。」而促使他不斷用心在教學上的動力，就是看見學生進步時的成就感。
陳龍英對於自己的名聲則相當謙虛，《科學人》起初向他約訪時，他兩度拒絕，一再強調自己實在沒有什麼值得採訪的特色，他總說：「我只是喜歡教書而已。」在陳龍英從交大電子所畢業的年代，電子產業剛要起步，同班同學一有機會都往外飛，例如邱再興一畢業就到美商飛歌電子公司受訓，回台灣之後成立了許多電子公司，是電子業界赫赫有名的人物；林朝武則到荷蘭飛利浦公司受訓，後來成為台灣飛利浦公司副總裁。但就是那麼單純的理由「我喜歡教書」，把當年課業表現也非常優異的陳龍英留在國內、留在交大，以講台為舞台度過了大半輩子。
教學生涯始於家教
陳龍英對教學的熱忱，開啟於大學時代的家教經驗。出生於台中鄉下的他高中畢業後考取台大電機系，隻身前往台北求學，由於家中經濟狀況不好，他為了籌措自己的學費和生活費，開始應徵家教工作。陳龍英還記得第一份家教是來自宿舍公用信箱裡的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某個地址需要家教，歡迎有興趣的人去應徵，在此之前，陳龍英因為是沒有家教經驗的大一學生，每次應徵總是鎩羽而歸；這次他到了對方家裡，家長請他直接試教，學生就讀成功高中，本身非常用功，拿起密密麻麻的數學筆記就開始問問題，他解答了一陣子，家長來問學生狀況如何，學生默默點了點頭，陳龍英就這樣得到了第一份家教工作。
「那份工作其實很輕鬆，因為學生很用功，每堂課都準備了很多問題，所以我光是解答那些問題就好，幾乎不用備課，後來他也順利考上了台大機械系。」陳龍英表示，讓原本程度就好的學生考上很好的學校，帶來的成就感並不算高；讓陳龍英印象最為深刻的家教學生，其實是另一位就讀建中補校的留級生，在那個大學聯考錄取率仍然很低的年代，他已經幾次名落孫山，再考不上就得去當兵了。陳龍英第一次見到這位學生時，距離聯考只剩下三、四個月，他一上課就先舉起一支原子筆，鬆手讓它落下，問學生：「你看這支筆落下的時候，是從頭到尾都一樣速度呢？還是越掉越快？」學生看了許久都答不上話，然後在陳龍英重複讓原子筆落下好幾次之後，勉強說出：「好像是一樣的速度。」陳龍英當場知道學生的物理程度幾乎是零。陳龍英於是開始幫他從頭建立所有的觀念，拚戰了幾個月後，這位學生考上國立海洋學院，還寫了感謝信給當時在成功嶺受訓的陳龍英。陳龍英回憶起這件事：「當時真的很為他高興，也覺得很有成就感。此外這位學生也讓我深刻體認到，只要有心念書，程度再差都有救起來的機會，心態是最重要的。」
在家教生涯中，陳龍英也遇過有趣的學生，曾有一位志在美術系的學生請陳龍英教他數學時表示：「拜託！不要讓我零分就好！」因為那個年代，任一科零分就失去錄取資格，後來陳龍英也如願讓他的數學科考了一點分數。看見學生進步所帶來的成就感，讓陳龍英對於教書越來越有熱忱，在他碩二那年，當時交大的教務長張去疑詢問他畢業後留校擔任講師的意願，他一口答應，從此正式展開教職生涯。
與交大親如父子
事實上，留在交大這個決定，也讓陳龍英和交大的關係親如父子。陳龍英1966年碩士一畢業就開始當講師，當時交大只有四個系，因此陳龍英包辦全校大一的普通物理課。教到第二年，美國在華協會正好提供了一個「傅爾布萊特計畫獎學金」的名額，可以資助年輕研究學者出國進修一年，一切費用由獎學金負擔，甚至安排好出國前在台北語言中心上的英文課程以及學校的申請。當時台灣的電機領域研究所就只有交大電子所，因此這個名額就給了交大，交大則把這麼好的進修機會，交由陳龍英去申請。
出國前有段時間，陳龍英是台北新竹兩頭跑的，他週一到週五的白天得在台北上英文課，但他沒有放下他最愛的教書工作──他把手上的大二普物課排在週六、日的早上八點到十二點，並告訴學生：「你們可以選擇要來上哪一天，或是一天上前半、一天上後半，我會盡量讓兩天的進度一模一樣。」貼心的舉動讓學生甘願在週末上課，而且由於週末其他學校的學生也能來旁聽，上課人數不減反增。
陳龍英前往美國紐約的壬色列工學院進修之前，又適逢交大在客座教授朱蘭成的推動下，剛剛成立電子所博士班，陳龍英和長他幾屆的張俊彥、同屆的謝清俊都被指定參加博士班入學考試，成為第一屆學生，而陳龍英的出國計畫不但照常，在壬色列修的課還能用來抵免博士班的畢業學分，安排得恰到好處。
陳龍英在壬色列工學院進修一年，也獲得很好的成績，然而就在他剛剛開始考慮下一步時，交大又叫他直接去美國的貝爾實驗室報到。原來朱蘭成和貝爾實驗室的總裁費斯克（James B. Fisk）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同學，透過人脈幫他在貝爾實驗室安排了一個做博士論文的機會，在那裡的待遇等同研究員，他只要在施敏教授（記憶體發明人，有「半導體之父」之稱）領導的半導體元件團隊裡，認真做好自己的論文即可。
不過陳龍英卻沒有馬上去貝爾實驗室，因為他覺得自己已經佔用獎學金的唯一名額，如果貝爾實驗室這麼好的機會又讓自己佔去，對於長他幾屆的張俊彥似乎並不公平，加上思念自己的家人，於是陳龍英決定回台。沒想到朱蘭成在交大一看見他，就要他馬上再去美國，然而傅爾布萊特獎學金有個規定，就是申請者回國後必須服務滿一年才能出國，交大為了陳龍英，又費了一番唇舌向美國大使館說明，好不容易在半年後獲得同意，順利把陳龍英送往貝爾實驗室。
從留任交大到出國進修，再到念博士班、做研究，陳龍英一路受到交大無微不至的照顧，心裡相當感激：「那個年代我們並沒有什麼生涯規劃的觀念，但是我每走一步，交大總是幫我舖好了下一步的路，對我的照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吧。」之所以說是空前絕後，是因為當時交大很小，全校也就幾百個人，從校長到工友互相都認識，所以學校能夠花心思照顧每一個學生，「現在的學生恐怕沒有這種福氣了。」也因此，陳龍英拿到博士學位之後，就懷著回饋母校恩情的心留在交大，直至退休。
實踐推甄制度
也因為在陳龍英的心中，母校的恩情無以為報，所以每每學校請他擔任行政職時，他總是沒有第二句話，一口答應。陳龍英在1974年升教授後，當了六年的電子系主任、六年教務長，接著借調教育部擔任高等教育司司長一年、空中大學校長三年，回到交大之後，又做了六年教務長、五年副校長才退休。
談起擔任行政職的過程，陳龍英印象最深的，是在他1970年代擔任電子系主任時，交大還只有電子、電物、電控、電信四個系，所以使用校內資源時總是不分彼此，協調一下就可以共用。或許是因為如此，當時教育部辦了第一次的大學評鑑，交大電子系就獲得電機領域優等的第一名，其他系也都名列前茅，一舉打響了交大的名聲。
至於出任高等教育司司長，陳龍英想起1987年，他六年的教務長剛做完，正想好好喘口氣，卻接到當時教育部長毛高文的電話，希望說服陳龍英接任高教司司長。陳龍英雖然不太願意，但「毛部長的口才太好了，我的電話怎樣就是掛不下來。」毛部長對陳龍英說：「你在交大只能服務一個學校，到高教司卻能服務全國每個學校。我們不是來當官的，是要一起來吃苦的。」終於說動了陳龍英。
陳龍英曾覺得奇怪，之前自己和毛高文並不熟識，為何毛高文會找上門來？後來他想起曾在某次清、交兩校的聚會上，提過對研究所入學考試的想法，或許當時也在場的毛高文（時任清大校長）聽見了，所以找上他。陳龍英當時表示，他發現多數的大學生為了能多點時間準備研究所考試，大四很少選課，通常只剛好達到最低學分門檻，而且也多是通識等較輕鬆的課。這是很可惜的事情，因為學生上過前三年的課程後，已具備一定的基礎知識，大四是修進階課程最好的時機，因此陳龍英認為研究所應該有推薦甄試制度，讓學生大四也能好好上課，此外若大四先修研究所課程，還可抵免研究所學分，更能增加學生修課的動力。於是陳龍英在擔任高教司司長那一年，配合大學法的修改，將推薦甄試納入研究所入學方式之一，正式取得法源依據，幾年後研究所推甄也正式上了軌道。
借調的這幾年間，陳龍英在交大的課程還是沒有中斷，就像他出國前把課排到週末一樣，這回他把課程排在週五晚上，「星期五晚上是交大學聯會放電影的時間，不過學生還是都來上課了。」陳龍英臉上盡是滿足的笑容。
最喜歡的還是教書
事實上，從1966年算起，除了出國念博士班那幾年之外，陳龍英年年開課，就連多數教授引頸期待的「七休一」假期（每七年可休假一整年），陳龍英也全數放棄，原因之一是他手上總有著接應不暇的行政工作，但最大的原因是，多數教授都想用那一年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而陳龍英總說：「我最喜歡的就是教書。」
40多年來，陳龍英教過的學生不計其數，1974年畢業的那一屆（交大63級）更是出了許多電子業的大老闆，像是合勤科技公司董事長朱順一、聯強集團總經理杜書伍等。陳龍英回憶起那一屆，曾有一次上課時他發現講桌上多了一台錄音機，下課時有位同學把它收走，下次上課時又放了上來。他問起怎麼回事，才知道有個同學生病，一陣子都無法來上課，因此請同儕幫忙錄音回去自修。陳龍英一方面感動於學生的向學，一方面心想：「這位同學只能靠錄音，看不見黑板，所以我用手指著黑板說『這個式子』或『那個電流』時，他是無法理解的。」所以那陣子陳龍英特別注意自己的講解，提到每一項都得完整將名稱講出來。在每個小細節為學生著想，正是陳龍英的特色，後來這位學生很有成就，也常和陳龍英聯絡，他就是誠致科技的董事長方新舟。
方新舟笑談那時候不是只有錄電子學，「但只有電子學聽得最懂，考試也考得最好。」他說陳龍英當時只比學生大幾歲，因此和學生根本就是打成一片，至今，63級和上下幾屆的學生辦同學會時，都還會邀請陳龍英參加，「我們對陳老師的感覺都一樣，就是非常的感念、感謝！」
此外，在陳龍英的教學生涯中，還發生過一個小插曲，就是寫了唯一的一封求職推薦信，陳龍英說：「每年幫學生寫升學推薦函是常有的事，但求職推薦信就那麼一次。」這位學生畢業於交大管理科學研究所，嚴格說來並沒有上過陳龍英的課，只是當時陳龍英參與了他的畢業論文研討。這位學生知道陳龍英認識宏碁的董事長施振榮（陳龍英的交大學弟），就請陳龍英幫忙推薦他進宏碁，後來也很快就被錄取了，陳龍英回想這位學生：「他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也很優秀，事實上不需要我推薦，他也一定可以錄取。」這位學生就是現在的華碩董事長施崇棠。
經過了數十年，陳龍英的名聲逐漸傳開。2001年初，由於數位科技進步，當時交大的教務長蔡文祥便想將幾門基礎課程用 DV錄下來，放在網路上讓學生觀看，其中就包括陳龍英的電子學。結果反應意外地熱烈，除了本校學生觀看外，許多外校學生想看卻不得其門而入（當時僅開放校內網域線上觀看），紛紛向交大學生尋求破解檔，不少科學園區的工程師也來詢問學校有無任何管道可以下載陳龍英的電子學，即使花錢也無所謂。因此，交大決定替陳龍英發行電子學的教學DVD，重新以較好的設備錄製、包裝再發行。
在DVD製作的過程中，陳龍英主動提議為這份DVD附上講義，「不然一邊看還要一邊抄筆記太辛苦了，如果筆記先做好給他，他就可以更專心聽上課的內容。」於是他請了幾個學生，將上課筆記整理出來，印成講義搭配DVD一起發行。交大出版社的程惠芳擔任這份DVD第二版的責任編輯，在合作的過程中，陳龍英留給她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氣度以及始終站在學生立場著想。由於陳龍英電子學一套有14片光碟，共計138小時，交大出版社曾考慮過要出精簡版，但陳龍英拒絕了，因為他強調「電子學一定得循序漸進地學習，才是真的對學生有幫助。」程惠芳並以「謙沖君子」形容陳龍英的風範，「不像有些教授難免帶一點傲氣。」
陳龍英的教學生涯在2006年他屆齡退休時本該畫上句點，但因為「想上龍哥的課」的學生不在少數，加上陳龍英自己對教書仍有熱忱，至今仍可在交大的教室裡看見他的身影。另外，他也受中華大學之聘擔任講座教授，開授電子學課程。
退休後的陳龍英教學魅力依然不減，從這幾年交大的暑修課就可看得出來。2007年暑假，電子系以「陳老師退休了」為由，不打算開電子學暑修課，儘管學生一再要求開課，甚至寄了連署書到陳龍英的信箱，電子系偏偏吃了秤陀鐵了心，說不開就不開。隔年，學生再次反應，但這年剛好交大為即將上大一的學生開了預習課，陳龍英受邀講授「電子學淺談」，所以電子系仍舊不開。到了第三年（也就是2009年），學生再度反應，陳龍英笑說：「系上跟我說他們擋不住了，所以這年終於開課了。」
雖然系上替他擋了兩年，但陳龍英並不排斥上暑修課，他還是一貫地站在學生的立場思考，認為上暑修課「有其好處，因為開在暑假，有些想轉系或修輔系、雙學位但又不太確定自己真正志向的學生，可以趁暑修課先聽聽看，確認是不是自己想要學的。」
挫折帶來更多思考
不過，長久以來對教書充滿熱忱的陳龍英，在退休這幾年開始到私立大學任教後，卻第一次遇上了挫折，也讓他對教育有了更多思考。
談起私立大學的上課情形，陳龍英承認：「跟交大真的明顯差了一截。」用功的學生雖然不是沒有，但比例上的確有差距。陳龍英發現他們的基礎比較差，決定大幅改變教法，省去了很多計算細節，多強調重點觀念，並且增加小考的次數，「就是要逼他們至少最基本的要會。」
然而這幾年下來，儘管陳龍英不斷調整課程內容，效果卻不如預期，他感嘆地說：「這是態度的問題。」他看見很多學生用放棄的態度在面對這些課程，然而如果學生完全沒有心想學的話，老師再怎麼做都是枉然。陳龍英常常想起那位令他印象深刻的建中補校學生：「就算距離聯考只剩三個月，而連自由落體的概念都沒有，只要有心想拚，一定看得見成效。」問題是，連拚都不想拚，該怎麼辦呢？
雖然有挫折感，但陳龍英的熱忱並沒有減少，他說：「我還在思考該怎麼讓他們改變態度。」他這幾年擔任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評鑑委員時，參訪了不少學校，發現逢甲大學雖然是私立大學，但教學成效卻相當好，陳龍英認為是因為逢甲大學特別重視大一的教與學，「所以如果我們能在私立大學學生大一的時候，就培養好上課的態度，或許就能改善教學的效果。」不過電子學是大二以上的課，陳龍英恐怕還是沒有找到著力點。
一如年輕時的陳龍英對自己的生涯並沒有特別去規劃，如今他也沒有預設真正退休的年限，「就教到體力不能負荷的時候吧！」陳龍英並且談到他的心願是「在真正退休之前，能把中華大學的學生程度拉上來，如此我的教學生涯才沒有缺憾。」果真是一位自始至終都在為學生著想的好老師。 End
以講台為舞台──陳龍英
- 在電子產業正好開始蓬勃發展的年代，陳龍英選擇在大學這個知識殿堂，做他最喜歡的事情：教學。如今，他的電子學名聲遠播，桃李早已滿天下，而自始至終不變的，則是他為學生著想的心。
作者╱郭雅欣
在交通大學工程四館，常見一位教授穿著樸素的灰襯衫，手裡拿著略顯破舊的牛皮紙袋，匆匆前往教室授課。他走上講台，拿出牛皮紙袋裡的自製授課筆記，便抓起粉筆在黑板上畫呀畫，以略帶沙啞的聲音開始仔細講解電子學的某個章節，儘管電子學的計算公式瑣碎又複雜，他仍重複強調著每個公式背後最重要的觀念。下課了，幾個學生立刻簇擁上去，拿著自己的筆記和他討論了起來，他不厭其煩地解答每一個學生的疑問，哪怕只是一個小細節，一會兒上了講台，就著剛才黑板上的式子比畫半天，一會兒又指著學生的筆記，解釋著學生不懂的地方，就這麼又過去大半個小時，他才真正「下課」，關上燈，成了最後一個離開教室的人。
他就是交大電子工程系的榮譽退休教授陳龍英，學生私底下暱稱他一聲「龍哥」（還真有點江湖味），他的電子學一教就是30多個寒暑，有著「電子學名師」的美譽，在台灣的電子電機領域幾乎無人不曉，近幾年，他的電子學授課內容還發行了DVD，退休之後甚至在學生要求下繼續開課，足見其教學魅力。但他並不若坊間補習班的所謂名師，站上台去威風凜凜，上起課來總得帶點花招，不時講些笑話吸引學生；反之，他只是踏實地做好講課這件事，不以解題為目的，而以觀念為重，並且用無比的耐心面對學生的問題，和學生自然而然拉近距離。
在陳龍英的心中，總是將學生放在第一位，上課時會細心地挑出學生容易弄錯的地方，或是以日常事物做比喻，讓學生容易想像；他不像有些老師教起書來「數十年如一日」，他常常在想怎麼教才能更容易讓學生理解，陳龍英說：「有時候想出了更好的教法，還會覺得有點對不起去年的學生，因為去年教得不夠好。」而促使他不斷用心在教學上的動力，就是看見學生進步時的成就感。
陳龍英對於自己的名聲則相當謙虛，《科學人》起初向他約訪時，他兩度拒絕，一再強調自己實在沒有什麼值得採訪的特色，他總說：「我只是喜歡教書而已。」在陳龍英從交大電子所畢業的年代，電子產業剛要起步，同班同學一有機會都往外飛，例如邱再興一畢業就到美商飛歌電子公司受訓，回台灣之後成立了許多電子公司，是電子業界赫赫有名的人物；林朝武則到荷蘭飛利浦公司受訓，後來成為台灣飛利浦公司副總裁。但就是那麼單純的理由「我喜歡教書」，把當年課業表現也非常優異的陳龍英留在國內、留在交大，以講台為舞台度過了大半輩子。
教學生涯始於家教
陳龍英對教學的熱忱，開啟於大學時代的家教經驗。出生於台中鄉下的他高中畢業後考取台大電機系，隻身前往台北求學，由於家中經濟狀況不好，他為了籌措自己的學費和生活費，開始應徵家教工作。陳龍英還記得第一份家教是來自宿舍公用信箱裡的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某個地址需要家教，歡迎有興趣的人去應徵，在此之前，陳龍英因為是沒有家教經驗的大一學生，每次應徵總是鎩羽而歸；這次他到了對方家裡，家長請他直接試教，學生就讀成功高中，本身非常用功，拿起密密麻麻的數學筆記就開始問問題，他解答了一陣子，家長來問學生狀況如何，學生默默點了點頭，陳龍英就這樣得到了第一份家教工作。
「那份工作其實很輕鬆，因為學生很用功，每堂課都準備了很多問題，所以我光是解答那些問題就好，幾乎不用備課，後來他也順利考上了台大機械系。」陳龍英表示，讓原本程度就好的學生考上很好的學校，帶來的成就感並不算高；讓陳龍英印象最為深刻的家教學生，其實是另一位就讀建中補校的留級生，在那個大學聯考錄取率仍然很低的年代，他已經幾次名落孫山，再考不上就得去當兵了。陳龍英第一次見到這位學生時，距離聯考只剩下三、四個月，他一上課就先舉起一支原子筆，鬆手讓它落下，問學生：「你看這支筆落下的時候，是從頭到尾都一樣速度呢？還是越掉越快？」學生看了許久都答不上話，然後在陳龍英重複讓原子筆落下好幾次之後，勉強說出：「好像是一樣的速度。」陳龍英當場知道學生的物理程度幾乎是零。陳龍英於是開始幫他從頭建立所有的觀念，拚戰了幾個月後，這位學生考上國立海洋學院，還寫了感謝信給當時在成功嶺受訓的陳龍英。陳龍英回憶起這件事：「當時真的很為他高興，也覺得很有成就感。此外這位學生也讓我深刻體認到，只要有心念書，程度再差都有救起來的機會，心態是最重要的。」
在家教生涯中，陳龍英也遇過有趣的學生，曾有一位志在美術系的學生請陳龍英教他數學時表示：「拜託！不要讓我零分就好！」因為那個年代，任一科零分就失去錄取資格，後來陳龍英也如願讓他的數學科考了一點分數。看見學生進步所帶來的成就感，讓陳龍英對於教書越來越有熱忱，在他碩二那年，當時交大的教務長張去疑詢問他畢業後留校擔任講師的意願，他一口答應，從此正式展開教職生涯。
與交大親如父子
事實上，留在交大這個決定，也讓陳龍英和交大的關係親如父子。陳龍英1966年碩士一畢業就開始當講師，當時交大只有四個系，因此陳龍英包辦全校大一的普通物理課。教到第二年，美國在華協會正好提供了一個「傅爾布萊特計畫獎學金」的名額，可以資助年輕研究學者出國進修一年，一切費用由獎學金負擔，甚至安排好出國前在台北語言中心上的英文課程以及學校的申請。當時台灣的電機領域研究所就只有交大電子所，因此這個名額就給了交大，交大則把這麼好的進修機會，交由陳龍英去申請。
出國前有段時間，陳龍英是台北新竹兩頭跑的，他週一到週五的白天得在台北上英文課，但他沒有放下他最愛的教書工作──他把手上的大二普物課排在週六、日的早上八點到十二點，並告訴學生：「你們可以選擇要來上哪一天，或是一天上前半、一天上後半，我會盡量讓兩天的進度一模一樣。」貼心的舉動讓學生甘願在週末上課，而且由於週末其他學校的學生也能來旁聽，上課人數不減反增。
陳龍英前往美國紐約的壬色列工學院進修之前，又適逢交大在客座教授朱蘭成的推動下，剛剛成立電子所博士班，陳龍英和長他幾屆的張俊彥、同屆的謝清俊都被指定參加博士班入學考試，成為第一屆學生，而陳龍英的出國計畫不但照常，在壬色列修的課還能用來抵免博士班的畢業學分，安排得恰到好處。
陳龍英在壬色列工學院進修一年，也獲得很好的成績，然而就在他剛剛開始考慮下一步時，交大又叫他直接去美國的貝爾實驗室報到。原來朱蘭成和貝爾實驗室的總裁費斯克（James B. Fisk）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同學，透過人脈幫他在貝爾實驗室安排了一個做博士論文的機會，在那裡的待遇等同研究員，他只要在施敏教授（記憶體發明人，有「半導體之父」之稱）領導的半導體元件團隊裡，認真做好自己的論文即可。
不過陳龍英卻沒有馬上去貝爾實驗室，因為他覺得自己已經佔用獎學金的唯一名額，如果貝爾實驗室這麼好的機會又讓自己佔去，對於長他幾屆的張俊彥似乎並不公平，加上思念自己的家人，於是陳龍英決定回台。沒想到朱蘭成在交大一看見他，就要他馬上再去美國，然而傅爾布萊特獎學金有個規定，就是申請者回國後必須服務滿一年才能出國，交大為了陳龍英，又費了一番唇舌向美國大使館說明，好不容易在半年後獲得同意，順利把陳龍英送往貝爾實驗室。
從留任交大到出國進修，再到念博士班、做研究，陳龍英一路受到交大無微不至的照顧，心裡相當感激：「那個年代我們並沒有什麼生涯規劃的觀念，但是我每走一步，交大總是幫我舖好了下一步的路，對我的照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吧。」之所以說是空前絕後，是因為當時交大很小，全校也就幾百個人，從校長到工友互相都認識，所以學校能夠花心思照顧每一個學生，「現在的學生恐怕沒有這種福氣了。」也因此，陳龍英拿到博士學位之後，就懷著回饋母校恩情的心留在交大，直至退休。
實踐推甄制度
也因為在陳龍英的心中，母校的恩情無以為報，所以每每學校請他擔任行政職時，他總是沒有第二句話，一口答應。陳龍英在1974年升教授後，當了六年的電子系主任、六年教務長，接著借調教育部擔任高等教育司司長一年、空中大學校長三年，回到交大之後，又做了六年教務長、五年副校長才退休。
談起擔任行政職的過程，陳龍英印象最深的，是在他1970年代擔任電子系主任時，交大還只有電子、電物、電控、電信四個系，所以使用校內資源時總是不分彼此，協調一下就可以共用。或許是因為如此，當時教育部辦了第一次的大學評鑑，交大電子系就獲得電機領域優等的第一名，其他系也都名列前茅，一舉打響了交大的名聲。
至於出任高等教育司司長，陳龍英想起1987年，他六年的教務長剛做完，正想好好喘口氣，卻接到當時教育部長毛高文的電話，希望說服陳龍英接任高教司司長。陳龍英雖然不太願意，但「毛部長的口才太好了，我的電話怎樣就是掛不下來。」毛部長對陳龍英說：「你在交大只能服務一個學校，到高教司卻能服務全國每個學校。我們不是來當官的，是要一起來吃苦的。」終於說動了陳龍英。
陳龍英曾覺得奇怪，之前自己和毛高文並不熟識，為何毛高文會找上門來？後來他想起曾在某次清、交兩校的聚會上，提過對研究所入學考試的想法，或許當時也在場的毛高文（時任清大校長）聽見了，所以找上他。陳龍英當時表示，他發現多數的大學生為了能多點時間準備研究所考試，大四很少選課，通常只剛好達到最低學分門檻，而且也多是通識等較輕鬆的課。這是很可惜的事情，因為學生上過前三年的課程後，已具備一定的基礎知識，大四是修進階課程最好的時機，因此陳龍英認為研究所應該有推薦甄試制度，讓學生大四也能好好上課，此外若大四先修研究所課程，還可抵免研究所學分，更能增加學生修課的動力。於是陳龍英在擔任高教司司長那一年，配合大學法的修改，將推薦甄試納入研究所入學方式之一，正式取得法源依據，幾年後研究所推甄也正式上了軌道。
借調的這幾年間，陳龍英在交大的課程還是沒有中斷，就像他出國前把課排到週末一樣，這回他把課程排在週五晚上，「星期五晚上是交大學聯會放電影的時間，不過學生還是都來上課了。」陳龍英臉上盡是滿足的笑容。
最喜歡的還是教書
事實上，從1966年算起，除了出國念博士班那幾年之外，陳龍英年年開課，就連多數教授引頸期待的「七休一」假期（每七年可休假一整年），陳龍英也全數放棄，原因之一是他手上總有著接應不暇的行政工作，但最大的原因是，多數教授都想用那一年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而陳龍英總說：「我最喜歡的就是教書。」
40多年來，陳龍英教過的學生不計其數，1974年畢業的那一屆（交大63級）更是出了許多電子業的大老闆，像是合勤科技公司董事長朱順一、聯強集團總經理杜書伍等。陳龍英回憶起那一屆，曾有一次上課時他發現講桌上多了一台錄音機，下課時有位同學把它收走，下次上課時又放了上來。他問起怎麼回事，才知道有個同學生病，一陣子都無法來上課，因此請同儕幫忙錄音回去自修。陳龍英一方面感動於學生的向學，一方面心想：「這位同學只能靠錄音，看不見黑板，所以我用手指著黑板說『這個式子』或『那個電流』時，他是無法理解的。」所以那陣子陳龍英特別注意自己的講解，提到每一項都得完整將名稱講出來。在每個小細節為學生著想，正是陳龍英的特色，後來這位學生很有成就，也常和陳龍英聯絡，他就是誠致科技的董事長方新舟。
方新舟笑談那時候不是只有錄電子學，「但只有電子學聽得最懂，考試也考得最好。」他說陳龍英當時只比學生大幾歲，因此和學生根本就是打成一片，至今，63級和上下幾屆的學生辦同學會時，都還會邀請陳龍英參加，「我們對陳老師的感覺都一樣，就是非常的感念、感謝！」
此外，在陳龍英的教學生涯中，還發生過一個小插曲，就是寫了唯一的一封求職推薦信，陳龍英說：「每年幫學生寫升學推薦函是常有的事，但求職推薦信就那麼一次。」這位學生畢業於交大管理科學研究所，嚴格說來並沒有上過陳龍英的課，只是當時陳龍英參與了他的畢業論文研討。這位學生知道陳龍英認識宏碁的董事長施振榮（陳龍英的交大學弟），就請陳龍英幫忙推薦他進宏碁，後來也很快就被錄取了，陳龍英回想這位學生：「他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也很優秀，事實上不需要我推薦，他也一定可以錄取。」這位學生就是現在的華碩董事長施崇棠。
經過了數十年，陳龍英的名聲逐漸傳開。2001年初，由於數位科技進步，當時交大的教務長蔡文祥便想將幾門基礎課程用 DV錄下來，放在網路上讓學生觀看，其中就包括陳龍英的電子學。結果反應意外地熱烈，除了本校學生觀看外，許多外校學生想看卻不得其門而入（當時僅開放校內網域線上觀看），紛紛向交大學生尋求破解檔，不少科學園區的工程師也來詢問學校有無任何管道可以下載陳龍英的電子學，即使花錢也無所謂。因此，交大決定替陳龍英發行電子學的教學DVD，重新以較好的設備錄製、包裝再發行。
在DVD製作的過程中，陳龍英主動提議為這份DVD附上講義，「不然一邊看還要一邊抄筆記太辛苦了，如果筆記先做好給他，他就可以更專心聽上課的內容。」於是他請了幾個學生，將上課筆記整理出來，印成講義搭配DVD一起發行。交大出版社的程惠芳擔任這份DVD第二版的責任編輯，在合作的過程中，陳龍英留給她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氣度以及始終站在學生立場著想。由於陳龍英電子學一套有14片光碟，共計138小時，交大出版社曾考慮過要出精簡版，但陳龍英拒絕了，因為他強調「電子學一定得循序漸進地學習，才是真的對學生有幫助。」程惠芳並以「謙沖君子」形容陳龍英的風範，「不像有些教授難免帶一點傲氣。」
陳龍英的教學生涯在2006年他屆齡退休時本該畫上句點，但因為「想上龍哥的課」的學生不在少數，加上陳龍英自己對教書仍有熱忱，至今仍可在交大的教室裡看見他的身影。另外，他也受中華大學之聘擔任講座教授，開授電子學課程。
退休後的陳龍英教學魅力依然不減，從這幾年交大的暑修課就可看得出來。2007年暑假，電子系以「陳老師退休了」為由，不打算開電子學暑修課，儘管學生一再要求開課，甚至寄了連署書到陳龍英的信箱，電子系偏偏吃了秤陀鐵了心，說不開就不開。隔年，學生再次反應，但這年剛好交大為即將上大一的學生開了預習課，陳龍英受邀講授「電子學淺談」，所以電子系仍舊不開。到了第三年（也就是2009年），學生再度反應，陳龍英笑說：「系上跟我說他們擋不住了，所以這年終於開課了。」
雖然系上替他擋了兩年，但陳龍英並不排斥上暑修課，他還是一貫地站在學生的立場思考，認為上暑修課「有其好處，因為開在暑假，有些想轉系或修輔系、雙學位但又不太確定自己真正志向的學生，可以趁暑修課先聽聽看，確認是不是自己想要學的。」
挫折帶來更多思考
不過，長久以來對教書充滿熱忱的陳龍英，在退休這幾年開始到私立大學任教後，卻第一次遇上了挫折，也讓他對教育有了更多思考。
談起私立大學的上課情形，陳龍英承認：「跟交大真的明顯差了一截。」用功的學生雖然不是沒有，但比例上的確有差距。陳龍英發現他們的基礎比較差，決定大幅改變教法，省去了很多計算細節，多強調重點觀念，並且增加小考的次數，「就是要逼他們至少最基本的要會。」
然而這幾年下來，儘管陳龍英不斷調整課程內容，效果卻不如預期，他感嘆地說：「這是態度的問題。」他看見很多學生用放棄的態度在面對這些課程，然而如果學生完全沒有心想學的話，老師再怎麼做都是枉然。陳龍英常常想起那位令他印象深刻的建中補校學生：「就算距離聯考只剩三個月，而連自由落體的概念都沒有，只要有心想拚，一定看得見成效。」問題是，連拚都不想拚，該怎麼辦呢？
雖然有挫折感，但陳龍英的熱忱並沒有減少，他說：「我還在思考該怎麼讓他們改變態度。」他這幾年擔任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評鑑委員時，參訪了不少學校，發現逢甲大學雖然是私立大學，但教學成效卻相當好，陳龍英認為是因為逢甲大學特別重視大一的教與學，「所以如果我們能在私立大學學生大一的時候，就培養好上課的態度，或許就能改善教學的效果。」不過電子學是大二以上的課，陳龍英恐怕還是沒有找到著力點。
一如年輕時的陳龍英對自己的生涯並沒有特別去規劃，如今他也沒有預設真正退休的年限，「就教到體力不能負荷的時候吧！」陳龍英並且談到他的心願是「在真正退休之前，能把中華大學的學生程度拉上來，如此我的教學生涯才沒有缺憾。」果真是一位自始至終都在為學生著想的好老師。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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